1920年代的孙佩苍

孙佩苍旧藏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的《奥赛罗与苔丝德蒙娜》

徐悲鸿临摹伦勃朗的《参孙和大莉拉年代》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周孝勇

　　民国时期曾任驻法公使的孙佩苍(1890-1942)被称为“西画东渐”的传奇收藏家，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已在欧洲各处搜藏到库尔贝、德拉克洛瓦、列宾、苏里科夫等19-20世纪西方大师经典油画，后携带回中国，并撰写《世界美术史》。1942年孙佩苍离奇猝死后，关于孙佩苍与他的收藏也成了谜案。《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特刊出上大美院博士生周孝勇对此进行多方研究的文章。

　　1978年秋的一天，时为中央美院研究生的画家陈丹青先生和他的全班同学被老师领进美院陈列馆仓库，观看三十余件19世纪欧洲油画的原作，其中竟然有一件早期的库尔贝人物作品。当时的老师告诉他们：这些原作并非老院长徐悲鸿留法期间所购，而是一位军阀时代出使法国的官员在巴黎自费购买，带回中国。时值国家动荡，不堪其用。 “文革”期间，形势无情，那位官员的遗属被迫将私藏移交中央美院，尘封九年，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方始见光，他们正是头一批得以亲见的幸运者。当时，兴奋之余，众人只顾凑近画幅仔细探看色调、笔触、肌理，谁也不曾介意画的来路，没人追问这些画的来历，更未有人关心询问藏家究竟是谁。

　　据陈丹青先生回忆，此后各届教学，不再安排学生入库观看真迹，知道美院有此收藏的人也很少。后来，陈丹青先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远去纽约，见过海外美术馆无边无际的典藏，但他常会念及母校那可怜的、从未展示的那一份孤独的收藏。毕竟，近百年来，在中国境内，他所闻知而亲见的欧洲油画真迹收藏，只有在美院陈列馆仓库内的那几十件。客居海外，记忆渐淡，但他从未忘记那位“军阀时代的官员”：旧社会，战乱中，居然有过这么一位爱绘画而好兴致的中国人，亲自收购西洋画，万里迢迢带回中国。意欲何为呢？

　　2010年冬，杨飞云主掌的中国油画院美术馆举办大展“面对原典”，其中临摹作品部分展出民国留欧一代、共和国留苏一代，及当代出国留学者面对欧陆经典的临摹品，百十余件，大概是近百年来这类作品的首次展示。其中最珍贵者，当然是徐悲鸿、吴作人、颜文樑的作品。其中徐悲鸿临摹伦勃朗的名作《参孙与大莉拉》，特别引人注目，全篇画艺工整，气息端凝，保存状况亦极良好。感慨之余，更惊诧地得知这件展品是策展人通过徐悲鸿的次子徐庆平先生向孙元先生家里借来的，而孙元先生的祖父竟然是那位“军阀时代的官员”—孙佩苍，而当年在美院库藏亲见的三十余件真迹，亦全部是孙佩苍的藏品。惊诧之后，通过与孙元先生的倾谈，陈丹青先生了解到：原来这位“官员”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类横霸四方的“军阀”，而是一位具有人文情怀的、非凡的收藏大家。

　　这位收藏大家孙佩苍，为北洋师范优级博物科毕业生，公派赴法考察教育六年，毕业于巴黎美术学校，与徐悲鸿、蒋碧微、张道藩、常玉等组织“天狗会”，曾任里昂中法大学校长，曾接待旅法访问的程砚秋，归国后曾任东北大学教授、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欧洲期间，发挥一己之力收购西洋美术品，1942年，在成都公开展示这份收藏的一部分，而在展示期间，这位收藏家竟离奇猝死，展示中的藏品不翼而飞，多年潜心撰写的《世界美术史》手稿也不知下落，而孙佩苍这个名字也随之消失在风中……从此，一位大收藏家、美育家，如同一只苍鹰从天空中飞过，无迹可寻，在民国史上再无记录。

　　2014年4月，《寻找孙佩苍》一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著者是孙佩苍的嫡孙孙元先生—一位普通的退休电气工程师。本书由陈丹青先生做序《只有一位孙佩苍》，全书记录了孙元先生和其他孙佩苍的后人从历史碎片中寻找、梳理孙佩苍的过程。可贵的是，在此过程中，孙元收到了来自中国台湾、大陆，海外有缘人士和机构(东北大学、台湾的王文澎、Betty夫妇、中信图书馆的沈宁先生等)的鼎力帮助，使得我们对于孙佩苍认识的轮廓逐渐浮现出来。

　　孙佩苍(1889-1942)，被誉为“中国收藏西洋美术第一人”，别号雨珊，辽宁辽阳人，早年毕业于北洋师范优级博物科，1920年10月以俭学身份赴法留学，初在巴黎美术学校进行初级美术训练，后专攻美术史研究，课余从事欧洲艺术品搜集。1926年归国后，受聘为东北大学文学院专任教授兼法工学院教授。1930年底赴法担任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国联宗旨教育青年委员会中国委员、教育专家委员会东方委员等职务，曾受国立北平研究院委托代为搜集欧洲艺术品。1934年回国后从事国民党党务工作，抗战时期当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2年1月逝于成都。

　　现藏于台湾的相关档案记载：孙佩苍“沉默寡言，崇尚道义，长于美术，有学者风，惟魄力较小，缺乏政治兴趣，对党忠实”。 另外，孙佩苍被誉为20世纪30至40年代最著名的收藏家和鉴赏家。当时的四川省文化厅厅长，早年留学法国、亦为“天狗会”成员的郭有守曾有这样的评价比较：

　　他对于艺术批评(尤其是西洋方面)的造诣可以说是中国的飞思金(J. Ruskin，英国著名艺术批评家)，他从事收藏的努力与成就，又颇似方密勒(Von Miller德国明兴博物馆创办人，若走完全馆，积长可达数十里)，假如我不是太梦想的话，希望他把所有的收藏都留在四川成立一个美术馆。

　　在笔者看来，孙佩苍的收藏经历亦和民国时期其他收藏家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些不同不仅仅在于其收藏是以西洋美术为主，还体现在其他与众不同之处，孙佩苍有着独特的藏画记。

　　孙佩苍的一条收藏主线

　　以筹建现代美术馆的角度来收藏，以社会化美育的角度来选择收藏品是孙佩苍区别于其他民国收藏家的一条历史主线。

　　孙佩苍收藏西洋美术品的出发点：提高中国的美育水平，发扬美术，提倡精神生活。他对于美育的缘由和方法，在他留世仅被发现的两篇文章中得以清晰展现。在《孙佩苍等为请组织美术研究社由致奉天省长公署》一文中阐明了他申请创办美术研究社的缘由：“是查自近世崇尚物质以来，人类受其驱役常存贪进之心……温和纯洁之良质渐就汩没，而贪诈凶狡诸恶德日以增高，于是作奸犯科之事益出益精而生存之祸愈演愈烈，推溯缘由，本始非重物质轻精神有以致之。佩苍等有鉴于此爰，拟组织美术研究社以济斯弊。……本旨在提倡精神生活，不使国人咸附于物质一途而纳其身于温和优美之艺术化雨之中，启发其性天中之真乐，则贪诈凶狡诸劣性久受熏陶自当无形消泯而后，害人侵众之事庶乃可免。窃以为当世物欲横流之际，利用感情教育，以相互救诚为根本之良方，而亦釜底抽薪之至计也。”

　　孙佩苍作为一个有历史大局观的学者，认为在当时人们对于物质的单一、过度的崇尚和追求，是社会思想混乱、世风日下的原因，要想改变现状，必须大力提倡美术教育以提升国民素质。孙佩苍对于进行美育的方法的调查研究也切中肯綮，务实可行。在《法兰西现代教育现状—孙佩苍报告》一文中，他独具一格地把科学和美术并列并重，并深入阐述道：“美术为教育之所重……深求之而至于专科，则其价值与科学并重。盖科学属于理，可用以改良物质，美术属于情，可用以发扬精神。”“今有谓美术非中国之要务者，谓之为无用。偶有治美术者，亦鄙科学之干燥，目之为无味。此二者皆见其一而忽其二，不知世界事事物物皆不过强为析，即科学与美术分亦然，如耳目脑之集体，属于物质，其所触发之美音美色美思，则属于精神。循环无端不可判别。谓科学与美术并重，互相补助，以进人类于较良，庶乎近之。”对于当时争论颇为激烈的中西方美术的比较，孙佩苍明确地阐述：“中国之美术，价值虽高，然若谓其尽善，无待取资于他人，乃保守家之误。若谓宜尽废之，而纯法西方，亦模仿家之误。若能固有之风味，兼西方之良法，必可得美术之大观也。”

　　综上可见，孙佩苍的收藏是有其独到的理论依据的，他对美术和科学的理解清晰而务实。他不仅提出了理想，更提出了方法。他所提倡的美育不是停留在口头上，也不是学院化的美术技巧的教育，他提倡的是社会化的美育，与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的理念一脉相承。孙佩苍用他自己的方法践行着“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古训。他是理想的，更是务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