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图书馆保存古籍善本的库房

上海图书馆文献保护部主任张品芳正在修复古籍善本

　　“古籍修复”作为一门传统技艺在当下的现状到底如何？据国家图书馆2012年的统计，全国包含图书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博物馆等在内的公藏单位有3800多家，拥有古籍总量超过5000万册，其中有一半以上需要修复，还不包括修复了之后又损坏的，而专业修复人员还不到一百人——古籍修复如何突破瓶颈？

　　明代周嘉胄所撰《装潢志》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论述装裱的专著。其中记载：“古迹重装如病延医——前代书画，传历至今，未有不残脱者。苟欲改装，如病笃延医，医善则随手而起，医不善随剂而毙，所谓不药当中医，不遇良工，宁存故物。”虽然论述的是古画装裱，然而道理相通的是——好的古籍修复师便是书籍的良工，“不遇良工，宁存故物”。

　　古籍修复是一项特殊技艺，由来已久，但古籍修复行业并非从来就有。古籍修复一开始依托于古籍装订而存在。据一位从事古籍修复的老专家介绍，明清时期宫廷有专门的裱褙臣负责书籍装订，书籍发生破损，也由裱褙臣负责修补。明末清初，随着书籍的普及，书籍在使用中发生破损或在保管中出现问题，修书需求日盛，“古籍修复”便作为一门技艺被单列出来。

　　从事古籍修复工作不但要熟悉历史上各个时期典籍的版本与装帧形式，还要了解各个时期典籍所用纸张及不同地域的装帧风格。操作中，更需要有娴熟的技艺。修复一本典籍往往涉及诸多工序，一招一式皆有其规范与标准。

　　业界公认古籍修复有南北派之分，北派代表为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第一代古籍修复专家、中国近代古籍修复大师张士达；南派的代表人物为当时上海图书馆的古籍修复专家曹有福，刻碑圣手黄怀觉等。

　　然而不管是张士达还是曹有福，抑或是黄怀觉，在解放前进入公家藏书单位之前均为个体户，如张士达为北京琉璃厂的书商，因身怀修书绝技，京畿之地的文人学者慕名而来找其修复古籍者众，曾为鲁迅、郭沫若、冯友兰、郑振铎、李一氓等先生修过书；黄怀觉为海派画家、收藏大家吴湖帆的专职修书艺人，穿梭往来于吴湖帆、刘海粟、张大千、齐白石等画家群体间，成为他们的座上宾。

　　1956年公私合营，个体户全部由国家接收，张士达经赵万里介绍进入北京图书馆；黄怀觉经吴湖帆引荐给顾廷龙进入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后四馆合并为上海图书馆）。曹有福原为苏州大户人家修书，后进入上海图书馆，因年事已高，进上图没几年便退休了，关于他的生平经历，几乎未留下片纸只字。

　　解放初期，全国仅有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有专业的部门从事古籍保护和修护工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其他省市图书馆包括博物馆，基本上没有这方面专业人员。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遂成为解放后全国最早的古籍修复专业人才的培养基地，培养出来的专业人才成为全国各省市藏书机构古籍修复方面的主要骨干力量。

　　有迹可循的古籍修复技艺的传承至今不过三四代人，然而不管顺着哪条脉络追溯，近代古籍修复技艺的源流都绕不开张士达。

　　从学徒到古籍修复“国手”

　　古籍修复虽然自古就有，但过去都是依托于古籍装订而存在。真正作为一门技艺被单列出来是近代的事。

　　大名鼎鼎的北京琉璃厂在清初是各地进京赶考的举人们的聚集地，逐渐发展成为京城最大的书市和文化街。各地书商纷纷在这里设摊、建室出售藏书。一些破旧的教科书、读物流通到市场，由小作坊老板操刀修补后，可继续上架售卖；一些比较上规模的古书店则有一两个伙计专门负责装裱修补。他们修书的目的不是讲究质量，而是要求书的外表干净、完整，以卖得更高价。也有一些奸诈书商，谋求暴利，将一套线装书，修补的时候里边多衬纸，将四册书拆分成八册，这可能就是初级的修补。

　　国图第一代古籍修复专家、古籍修复北方代表人物张士达就是从琉璃厂的古书店里出来的学徒。据张士达的关门弟子，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邱晓刚介绍，张士达（1902-1993）十六岁时就到北京琉璃厂肄雅堂古书店做学徒。肄雅堂开设于清光绪年间，是京城装裱修复最负盛名的古书店之一，除收售古旧书籍外，还装裱修复碑帖、书籍、字画。另一家为肄文堂，当时的京城修复装裱高手几乎均出自这两家。

　　张士达在肄雅堂古书店学徒三年，满师后又在那里干了四年。之后自己开办了一家古书店营生。因身怀修书绝技，在经营古书店期间，不断有文人雅士慕名而来找他购买、装订和修复书籍，比如鲁迅、郭沫若、郑振铎、冯友兰、赵万里、李一岷等。张士达与赵万里私交甚好，每次收到好书，都会留着请赵万里先过眼，赵万里亦非常欣赏他。1956年，北京图书馆欲寻访书业中装订技术高超的人士到馆里任职，时任北京图书馆古籍部主任的赵万里就将张士达引荐到北京图书馆。

　　“据先生回忆说，赵万里先生说开始只知他懂书，可后来看到他装修的金镶玉后，才知道他书修得也特别好。北图的宋、元版本的修复和装订工作，当时都由赵万里先生指名让张士达先生做的。”邱晓刚说。

　　过去修书不像现在注重修书档案，所以目前已经很难搞得清楚哪一本是张士达修复的。不过据邱晓刚介绍，南京图书馆的镇馆之宝《蟠室老人文集》是目前世上唯一的一本明确记有修复者姓名的古籍，也是一本明确记有张士达大名的海内外孤本。

　　同时期的上海图书馆聚集了另两位国内顶尖的修复高手，一位是曹有福，他实际上是古籍修复南方的代表人物；另一位是黄怀觉，在南方以刻碑技艺著称。

　　关于曹有福的资料现在只留下只言片语。据曾经师从张士达、黄怀觉的原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赵嘉福介绍，“这位老先生（曹有福）是苏州人，我1961年进上海图书馆的时候，这位老先生年已古稀，是苏州一户人家专门推介过来的，1950年代进馆的时候就已经超过六十岁了，所以图书馆不能把他作为正式编制，算作特聘人员。但是很可惜，因为‘文革’之故，关于这位老先生的宣传不多，他的个人资料都没有保留下来。”

　　与张士达类似，黄怀觉（1904-1988）亦是学徒出生。他十三岁就到苏州徵赏斋碑帖店当学徒，六年满师时，他已学会刻字、拓碑裱帖、抚拓钟鼎彝器等一手好技艺。

　　据黄怀觉的儿子黄昌午介绍，父亲满师之后曾替南通的实业家张骞刻过碑，后来来到上海在书画家、收藏家吴湖帆家里专职为其修复拓片，一直工作到解放前夕。“吴湖帆家里堆满了各种珍贵的书画、碑帖、古籍，我父亲在他家里主要修复拓片，拓、刻、裱都做。”

　　“张大千、吴湖帆、刘海粟三个才子他们一直来往的，刘海粟住在复兴路512号一幢小洋房，吴湖帆住在嵩山路88号，很近，十几分钟就到了，他们经常聚在一起。所以这些人我父亲都熟识的，除了吴湖帆，我父亲替刘海粟、张大千、陆俨少、王伯敏等都刻过碑。”黄昌午说。

　　“当时有名的画家、收藏家的好东西都要请我父亲去做的。”黄昌午说，“齐白石也经常写信到我家里来，问我父亲什么时候回来（苏州）探亲，叫我父亲刻些他画好的满意的作品。我父亲专门有个书房，叫齐白石住的，小孩子不能去打扰他。”

　　解放以后，因为公私合营，吴湖帆不好再用工，就把黄怀觉推荐给顾廷龙进入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后四馆合并为上海图书馆，黄怀觉就到上海图书馆来工作了。

　　据黄昌午回忆，解放后黄怀觉跟吴湖帆还一直保持联系，“（吴湖帆）拿来什么东西（我父亲在）单位里是不好做的，就拿了东西回无锡，由我大哥、二哥做，一边做一边教我们。”“我父亲很严格，拿到（修好的东西）后不直接送去，要检查一下，看做得好不，做得不好要被骂：‘你这个东西是怎么做的，你是代表我来做的……’检查好了，才让我送到吴湖帆家，就是这样来来往往。”

　　从张士达到曹有福、黄怀觉，从学徒到个体户再到进入公家单位谋差事，老一辈手艺人几乎都走过相同的发展路径。其共同的社会背景则是1956年公私合营，私营经济不再允许存在，个体户全部由国家接收。据赵嘉福介绍，当时政府把原来裱画的个体户集中起来，成立一个“裱画合作社”，派专人管理。1958年之后，这个合作社又解散了，社里裱画手艺最高超的师傅被选派到上海博物馆去了；水平略逊一点的师傅到上海图书馆去，因为图书馆不像博物馆以字画为主，主要是修文字资料，未必见得要技艺最高超的；三流的师傅就被工艺美术公司接收，到工艺美术厂裱出口的字画。从此私人裱画就没有了，直到改革开放后允许私营经济存在了，私人裱画又发展起来。

　　也因为这拨老先生的充实，解放初期，只有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有专业的部门从事古籍保护和修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