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套人民币壹圆上的第一位女拖拉机手

　　从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开始发行人民币，到今天，我国已发行五套人民币。作为我国的法定流通货币，人民币以美观、大方、直观的形式记录了经济发展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目前，由于第五套人民币进入流通，且作为市场上流通的主要货币，因此，前四套人民币便逐渐进入艺术品市场，成为喜好收藏人士的宠儿。

　　在前四套人民币的币面上，有许多“劳动者”的形象，这些形象陪伴着更多的劳动者们，度过峥嵘岁月。或许，许多人都曾经以为，人民币上的人物是画家们“杜撰”出来的，殊不知，人民币上的“劳动者们”确实是真有其人。

　　在“五一”劳动节即将来临之际，本版就为您揭秘“人民币上的劳动者们”。

第四套人民币贰角上的两位少数民族姑娘

　　第四套人民币贰角上的两位姑娘

　　1979年4月，20岁黄其萍来到北京。恰逢国庆30周年前夕，民族文化宫为举行全国民族工作展览，在全国各地挑选少数民族讲解员。幸运的是，黄其萍作为湖南土家族的代表被选中了。

　　据回忆，在展览当中，来了几位记者和专业摄影师，为黄其萍拍了几十张头像。1981年，黄其萍的照片刊登在《中国各民族》画册上。而1980年版的贰角人民币上也见到了黄其萍的头像。

　　回忆起年轻时在北京的岁月，黄其萍在接受访问时兴奋地说：“在北京的日子终生难忘。同去的104位讲解员分成两个班，我担任一个班的班长和团支部书记，自然就多了很多机会参加重大活动。”

　　与黄其萍相似，贰角人民币上的另一位姑娘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苏春熙，她也是当年被选到北京民族文化宫担任解说员。

　　1980年的夏天，和其他十几名少数民族少女一起，苏春熙被指导老师叫去拍照。当时，那批被选去做讲解员的朝鲜族女孩有两名，被叫去拍照的只有苏春熙一个。

　　1979年至1981年，苏春熙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做讲解员后，曾被留在中国民族博物馆工作，后来又回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工作。1985年至1987年先后到中央民族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后，1989年至1991年又去韩国工作了几年，之后，她选择回国结婚生子。

　　壹圆纸币上的侗寨“一枝花”

　　与贰角纸币上的两位姑娘相比，第四套人民币壹圆纸币上的侗族姑娘石奶引的经历更为平淡。现在，壹圆纸币上的侗族姑娘石奶引仍旧生活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庆云乡佰你村。

　　据了解，石奶引家共有六兄妹，三男三女，她是老大。小时候的石奶引，翘翘的鼻子，美丽的大眼睛，还有那头乌黑的长发，让她看起来楚楚动人，被誉为寨子里的“一枝花”。不仅如此，她还心灵手巧，唱歌、刺绣、织布、染布，一学就会。到14岁的时候，她就能独立织布、染布做衣服。

　　大约是在1978年，当时，石奶引只有16岁，当时还是一个少女。她身着侗族盛装，去从江县洛香镇赶集，街上热闹非凡，她和姐妹们正在购买做刺绣用的针线，恰遇有画家来采风。

　　当时，她身着庆云侗族服饰、耳戴庆云耳环、盘庆云女人发型，深深地吸引了画家的眼光，在1996年版壹圆人民币上，后来出现了她的头像，随着人民币的流通走进全国千家万户。

　　回到家后，石奶引没有把这事告知父母，也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人，而且很快就忘记了这件事情。“要不是后来有人说钱上的女孩像我，这件事我恐怕就记不起来了。”石奶引曾经说。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如今，石奶引已经有两个女儿，并已外嫁生儿育女，她也已当上了外婆。

　　壹角纸币上的人物已去世

　　1980年版第四套人民币中壹角纸币上左边的劳动者叫做王德安，是个苗族阿哥。上个世纪50年代时，曾任贵州省黔东南州州长，后在贵州省体委任职。

　　王德安的头像上了人民币，这件事王德安周围的同事都知道，他也对家里人说过，但他并没有详细地说过拍摄过程，他把这件事看得很淡，并没有刻意让别人去了解。据周围人推测，应该是上世纪70年代末，王德安工作时，曾穿着苗族服装带领芦笙队表演，照片是摄影师给他拍的。至于人民币右边的那个人，他也不认识。王德安已于2006年7月去世。

　　第三套人民币：

　　壹圆上的第一位女拖拉机手

　　1962年4月我国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中，壹圆纸币上的女拖拉机手的原型，就是新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据了解，梁军1930年出生在黑龙江省绥化市明水县，1948年，她所在学校决定办农场，派学员去参加拖拉机训练班学习。两个月后，学成归来的梁军和同学们驾驶着3台拖拉机回到学校。随后，学校成立女子拖拉机队。

　　1950年6月，学校宣布以梁军命名的新中国第一支女子拖拉机队成立。她还作为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40多年以后，梁军才知道自己上了人民币。离休后的一天，梁军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说1962年4月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壹圆”上的女拖拉机手原型就是她。

　　她也隐约记得1959年11月的时候，国产首批“东方红—54”拖拉机运抵黑龙江，她按捺不住激动，跳上一台“东方红”拖拉机开着兜了一圈，被在场的摄影记者抓拍了下来。但因没有相关部门的正式通知，她也不敢断定那原型就是自己。

　　2003年时，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崔永元做节目，专门就此向中国人民银行查询，得到的答复是肯定的：壹圆钱上的女拖拉机手原型就是梁军。

　　伍角上的纺织女工

　　蒋定桂，一个普通，又不普通的人。说她普通，因为她只是个纺纱女工，忙碌在纺纱车间，只有最质朴的愿望，照顾好自己的母亲；说她不普通，不只是因为她的形象上了人民币，更因为她的父亲——蒋光鼐。蒋光鼐，字憬然，因抗战而闻名。这位十九路军总指挥、淞沪警备司令，曾指挥过著名的淞沪抗战。周恩来亦曾致函：“先生以抗日前导而为华南和平民主之支柱，力挽狂澜，举国瞩望。”

　　第三版人民币纸币，蓝色成为其主色调。在这版纸币的正面，是一张纺织厂细纱车间的图案。细纱车间图案中绘有三位纺织女工，左边是个正在换粗纱的女工，右边是个巡回中的挡车女工，正中央则是一个推着络纱机的女工，这就是蒋定桂。

　　在周恩来的过问下，蒋定桂被安排到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棉纺分厂，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她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纺织女工。

　　据了解，蒋定桂在细纱车间挡过车，络过纱，还在试验室当过实验工。1972年版人民币伍角纸币上的画面，就是以她工作的车间设计的。只不过在这张人民币面市之前，蒋定桂并不知道此前常在车间不时拍照画画的人，就是这张人民币的设计人员。

第一套人民币拾圆钞票上的工人农民图案

　　第一套人民币的工人形象

　　作为第一套人民币的设计雕刻制版者和参与者，杨琦，幸运地成为第一套人民币拾圆纸币图案上的工人原型。

　　据了解，当初设计拾圆、伍拾圆的图案初稿时，决定用工人和农民一手拿铁锤，另一手拿着枪的图案。而之所以选择枪，是因当时战争仍在进行。时任印钞局长看后觉得不妥，决定工人和农民的姿势不变，把枪去掉。

　　设计图敲定后，杨琦被幸运地定为拾圆纸币上的工人模特。杨琦穿上工人的工作裤，戴上一顶工作帽，肩扛铁榔头，另外一位设计者翟英穿上房东的衣服，戴上一顶用竹篾片编的凉帽，肩扛锄头。画师为两人画肖像画，经过6天才完成。

　　人物像画好后，杨琦负责设计花边，翟英设计工农并肩的主图。两人完成后，再拼成完整的人民币图案。

　　人民币上的“劳动者”考辩

　　出现在人民币上的人物原型，是前几年颇为引人瞩目的话题。作为原型，出现在人民币上，也体现了国家对于劳动者的重视和尊敬。但是，人民币的设计有着严格程序，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辛的过程，不是简单地画几个人物就行。

　　作为重大项目，人民币设计、印制从票面主题的确立，到主景人物、风景的选择，都是经过反复论证确定。票面的结构、色彩的确立、特色的体现、各种要素的和谐，则经社会上、银行内的专家多次设计、修改。设计稿成熟之后，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报国务院，经讨论提出意见后再修改、再上报，最后由党中央、国务院审查、批复。这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辛的过程，短则几年长则十几年。因此，相比之下，某票面上的某个人就是自己的说法显然太过简单。

　　显而易见的是，人民币的设计者都是业内的专家，其美术创作是严谨而有高水准，不可能简单照抄照搬。在设计第三、四套人民币时，中国人民银行曾成立了一个专家组。罗工柳负责人民币设计的思想主题、正背面主图景的选择、票面框架结构等问题的把握。其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创作过《地道战》、《整风报告》、《玉碑》等著名油画作品。而侯一民、邓澍夫妇是第三套、第四套人民币上主图景的设计者，他们创作、设计了16个票面上的人物、风景共20幅。侯一民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是中国第一代油画家的杰出代表；邓澍则在苏联列宾美术学院留学6年，极具艺术天分的她创作过大量的油画精品。

　　周令钊、陈若菊夫妇负责第三、四套人民币票面总体布局的绘制，装饰风格的确立，图案、花纹的选择与绘画。周令钊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是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的创作者，参与过国徽、共青团和少先队队旗的设计；陈若菊则是原中央工艺美院的教授，第三、四套人民币的十余幅票面上的经典、吉祥、喜庆的民族图案与元素，都源自于她和同事们日以继夜的创作。

　　在回答人民币上的劳动者与票面上肖像挂钩时，侯一民曾表示，人民币上所有的人物都是艺术创作，在了解了每个民族的基本信息后，进行综合、提炼、创作出来的。

　　创作过程中，设计者们刻意避免完全照搬某一个具体人物形象。如果说这个人像钞票上的人物，这有可能，因为我们就是结合了这个民族人物的气质和五官特征创作的，所以说人民币上的人物，绝不是张三也不是李四。

　　人民币设计与其他艺术创作一样，有艰难的创作过程，搜集素材仅是创作前的准备工作，不是画过谁票面上就是谁。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人民银行派专人陪同，邀请艺术家到云、贵、川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采风。

　　陈若菊回忆说：“我们发现哪个人物形象好，服装装饰好就拍照，或者让他们站一会儿，我们当场勾画。有的人特别是一些女孩儿不好意思，我们就说，咱们一起照个相可以吗？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素材。如果不到当地去采风，就找不到那种感觉，就没有创作灵感。”之后，侯一民又到内蒙古与四川的阿坝、红原等地采风，搜集素材。他说：“我们先后走了1万多里路，耗时三年才画出来的。”可以断定，这期间被他们照过相、画过速写的人物众多。

　　在北京印钞有限公司、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乃至中国人民银行的档案室中至今还保存他们的创作、设计的多幅草图、素描稿、彩色稿、上报稿以及相关文件。人民币的设计与其他艺术创作一样，需要积累、需要素材、需要感觉。照一张相、画一幅速写，仅是画家搜集素材的方式而已。

　　人民币的票面是凝聚着才华和智慧的艺术精品，艺术家们的艰辛创作过程记录了人物、风景的诞生，“票面上的人就是我”这一说法不成立。

　　侯一民、邓澍回忆道：我们俩画这些票面人物就根据毛主席的一句诗“六亿神州尽舜尧”。不是从猎奇的角度画，不是只局限于把这个民族和那个民族区别开，而是把他们作为国家的主人表现的。因此，如果票面上就是张三李四，何以要几位大师几年间持续创作、修改呢？

　　所以，人民币上的人物不仅是塑造一个个很普通的劳动者，赋予他们一种主人翁的精神状态，同时还要体现出人物健康的美。因此，艺术家们多年的艺术积淀加上行路万里，到少数民族居住地采风、寻访、搜集素材，综合起来、融会贯通，才使他们笔下的民族人物形象准确、性格鲜明、气韵生动、惟妙惟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