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岁的安徽籍女工李荣翠已经被北京大学公寓服务中心辞退快两年了，在被北京大学辞退后，她依然在北大校内打临时工。

　　李荣翠30岁正式进入北京大学做后勤。41岁那年，在北京大学后勤工作11年的李荣翠被辞退。生性倔强的她不服，将北京大学告上了法庭。历经两年，虽然终审胜诉，拿到了一些经济赔偿，但本应与北京大学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李荣翠无法再继续与单位的劳动关系。自此，李荣翠的养老保险中断、失业保险也没有办法领取。她所剩下的就只有到处打零工。

　　在北京以及全国各大高校中，有很多像李荣翠这样的人。他们散布在各大高校的园林、食堂、花房、锅炉房、收发室以及宿舍楼、教学楼，为大学的运转提供后勤服务。他们用自己的辛勤劳动维持了大学的正常运转，而他们的工资却仅仅徘徊在最低工资标准的边缘，劳动合同缺失，甚至很多人只是短期雇用。

　　据了解，在北京某大学7000多名后勤工人中，40岁以上的女性劳动力和50岁以上的男性劳动力（俗称“4050”人员）占到了七八成。他们从未享受过年终奖、带薪年休假；即便因病请假，也往往得不到批准，因而得不到国家规定的基本工资80%的病假补贴；遭受工伤后不但得不到赔偿，反而有可能被罚款或扣发工资。凡此种种，他们虽遭遇不公，却无力抗争。因为抗争就意味着丢掉饭碗。这个年龄“被辞退”后，再难找到稳定的工作。

　　随着中国劳动力呈现老龄化，除去少数管理人员，“4050”劳动力都在从事着最底层的一线劳动。他们距离退休不足10年，事业的上升渠道基本丧失；他们家庭压力最大，上有体弱的老人、下有上学的子女；他们劳动保障率低，权益经常遭受侵害，工作不稳定，随时面临被辞退的风险；而且，一旦遭辞退，再就业就相当困难。

　　今年五一节前夕，国家统计局一份《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继续下降，由2010年的65.9%下降到2014年的56.5%，下降了9.4%。而年龄在40岁以上的这一家庭压力最大的劳动力群体，在四年间所占比例从2010年的34.1%，增长至2014年的43.5%，上升了9.4%，总量达到1.2亿，比四年前增加了3600余万，年均增长900万人，超过同期全国农民工总量的增加数量和增长幅度。而仅仅一年间，50岁以上的老年农民工人数就增加了600万人，总量超过4600万人。

　　这个群体中的绝大多数没有养老保险，有养老保险的人多数缴费年限也不足15年。因此，他们最担心的就是退休后如何养老的问题———农村已然无法承担他们的养老。

　　2015年4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讲话重申“劳动最光荣”，强调要尊重劳动者、崇尚劳动美。当普通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时，如何让一线劳动者感受到“光荣”。

　　从尊重劳动价值的角度来看，我们应在全社会范围内倡导劳动主义，发展劳动文化。加大对“4050”人员的劳动保护力度，防止被随意辞退，因为他们一旦被辞退比其他年龄段劳动力更难获得就业。尤其要保障“4050”人员的基本养老，毕竟“4050”人员养老金缴纳不足15年是之前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造成的，我们本应对他们作出补偿。此外，从制度上推动劳动者民主参与企业管理，保障工人加入工会且不会遭受打压的权利。通过多方努力，真正做到“4050”人员劳有所获、老有所养。

　　（作者系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