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东京５月３１日电（记者冯武勇　朱超）“这是伪钞。”位于明治大学生田校区的登户研究所资料馆一名女工作人员指着印有“交通银行”字样的纸币说。

　　她拿着的６张纸币连在一起，还没有裁开。纸币正面印着一列冒着黑烟的火车和表示面值的“拾圆”字样。印刷年份显示为１９４１年。

　　这是日本侵略者当年仿造中国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定货币（法币）印制的伪币，足以乱真。

　　从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５年战争结束，日本陆军登户研究所作为“秘密战”的主要基地，伪造了相当于约４０亿日元的中国货币，其中相当于２５亿日元的伪钞后被用作在中国采购军备物资等。

　　明治大学登户研究所资料馆馆长、历史学家山田朗告诉记者，考虑到１９４５年日本的国家预算为２００亿日元，４０亿日元的伪钞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如果按现在的币值折算，大约相当于２０万亿日元，即１６００亿美元。

　　登户研究所的伪钞制造是日本侵华战争策略的一环，这段历史在日本战败后长期尘封。１９８４年，曾任登户研究所第三科科长山本宪藏出版《陆军赝币作战》一书，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发动的货币战争真相才开始浮出水面。

　　山本宪藏是侵华日军对华货币战的关键人物。１９３９年，时任陆军少佐的山本向参谋本部呈交《对支经济谋略实施计划》，提出大量伪造法币输入到中国，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和法币信用危机，搞乱中国战时经济，从而削弱中国抗战能力。这一代号“杉工作”的对华货币战计划很快获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批准，并由山本负责执行。

　　当时中国流通的法币主要由英美印钞公司承印，纸张原料也主要采用英美造币用纸，法币防伪技术也堪称一流。为了仿造出足以乱真的法币，山本把日本负责造币的内阁印刷局最优秀的技术人员召集到登户研究所，并取得了日本民间主要造纸和印刷企业的配合。

　　到１９４１年，登户研究所已经能造出非常逼真的法币，包括当时中国流通最广的“中央银行”５元券。这些假钞通过长崎－上海、神户－上海等路线，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中国工商业中心上海。在那里，日军通过特务机构“阪田机关”具体负责将伪钞渗透到中国市场。

　　不过，日本的伪钞当时虽然大量流入中国，但并未引起侵略者预期的恶性通胀。山田说，这一是因中国地广人多，伪钞流通和扩散能力有限；二是因日本为便于流通和兑换，主要伪造的是５元券、１０元券等小面额法币，难以对千元面额的法币带来重大冲击。

　　“货币战”未果，日本侵略者又改换伎俩，干脆直接用伪钞在中国采购贵金属、矿产等军需物资，实质就是变相掠夺。日本利用伪钞从中国掠夺的物资价值相当于１９４５年日本全年预算的八分之一。

　　二战后期，日本败象已现。登户研究所的其他特种机构如生化武器、气球炸弹、电磁武器等研究部门大多疏散到外地，但第三科的伪钞制造一直持续到１９４５年８月战败。

　　现年８７岁的正地次男曾参与登户研究所的伪钞制造。他告诉记者，日本战败后，研究所仓库内的伪钞仍堆积如山，上司要求赶紧销毁制造伪钞的罪证，以逃避战争罪行追究。正地和同僚不分昼夜泼油点火销毁伪钞。但伪钞燃烧后的灰烬仍能显出纸币痕迹，于是他们又把灰烬装入袋子扔到河里。

　　包括细菌武器试验、伪币制造等，登户研究所战时搞的各种“秘密战”研究在战后很长一段时期仍是秘密。山田朗认为，这与美国出于私心包庇日本的战争罪行有关。美军战后接收登户研究所后，要求日方研究人员提供研究成果和技术秘密，作为交换，那些人的战争罪行被免于追究。一些人后来甚至成为日本造纸、印刷等行业的大人物。如长期掌管登户研究所的陆军中将筱田镣，战后还当上了日本纤维学会会长，成为特殊造纸业界的权威。这与日军７３１部队中许多人在美军庇护下逃脱罪责，甚至成为日本医学权威如出一辙。

　　山田朗告诉记者，有关日本侵华期间实施的“货币战”，中日学界的研究开展得还比较少，“为了防止重蹈覆辙，日本民众需要了解更多历史真实和日本过去犯下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