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干——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在美国形成了一个舆论热点。

　　“轰炸摧毁了这个国家，但轰炸能击垮建立这个国家的人吗？他们拥有强大的内心，我们看到中国是如何抗敌，时刻创造着奇迹。

　　这就是‘苦干’，刻苦的奋斗。中国人与生俱来的精神，深入在他们的灵魂与命运之中，永垂不朽。”

　　——摘自《苦干》解说词

　　镜头一：

　　小土坡上，有一群衣着简朴的游击战士，有的拿着大刀，试着锋刃，有的坐在地上，将手中的步枪靠在肩头，有说有笑地谈论着什么，有的行走在乡间的田野上，有的乘船航行在河道里。这是纪录片《苦干》里一组有关广东游击队的镜头，片子里的解说词这样说道：

　　———游击队员们穿着青布衣衫，他们难以被击败，因为抓住他们是件难事。他们和一般农民、店主、学生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就来自这些行业，衣着与他们完全一样。在中国，像这样的游击队员不计其数，他们突击驻守的敌军，堵塞道路，炸毁桥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击日军部队。他们身手敏捷，出手果断，撤退迅速，与敌人持续周旋。

　　解读：

　　“这是关于抗日游击队不可多得的珍贵影像资料”。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周勇介绍，“中国共产党从1937年8月起，就部署在日军占领区域及其侧后方，广泛地发动了游击战争。”到1938年，中共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东莞、宝安、增

　　城、惠阳、博罗、中山，以及在潮汕地区，广泛地建立了游击武装。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华南各地先后成立了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等抗日武装。这些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东江、琼崖等抗日根据地，多次粉碎日伪军“扫荡”，作战2000余次，歼日伪军1.4万人，自身发展为2.7万人，成为坚持华南抗战的中坚力量。

　　镜头二：

　　1940年8月19日-20日，日军对重庆实行惨烈大轰炸前，防空人员在高处悬挂起红灯笼预警。人们带着小板凳和随身小包袱，从容不迫地找防空洞躲空袭。大街上，一位穿着蓝色棉布旗袍的女士，打着太阳伞，一脸镇静地往防空洞走。一些市民秩序井然地乘坐轮渡，向南岸转移。

　　解读：

　　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战时首都重庆成为日军轰炸的重点目标。当时重庆防空司令部规定：悬红色球1个，表示敌机有空袭本市动向，市民应预先准备或疏散；悬红色球2个，表示空袭警报（即敌机1小时内将空袭），要求市民全部避入防空洞，在警报解除前不许外出。

　　“红灯笼和红球台分设于市郊和市内制高点。‘红灯笼警报’成为战时重庆的特定产物”，市内如小什字的美丰银行顶楼、纯阳洞、李园、虎头岩等处，都是悬挂之地。如今，重庆还留有“红球坝”地名（渝中区文化宫后门附近），可见影响之深。

　　警报出现后，市民们有水路和陆路两种选择。走水路，可乘坐轮渡、木船，过长江上南山躲避；或者顺流东下，到溉澜溪等地躲避。走陆路，则只有一条沿嘉陵江西行的公路，警报一响，小轿车、客车、人力车挤在一起，人喊马叫川流不息。有时，人们一天要跑两三次警报。

　　老重庆人陈未云曾回忆说：“进入十八梯的防空洞后，漆黑一片，里面早已坐满了人。宪兵拉着我向里面硬挤，踏在别人身上，两边的人把我推来推去，最后跌落在人堆中。一小时后出洞，阳光刺目，好一阵才适应过来。”

　　镜头三：

　　轰炸来临前，人们在买水果。经过日机的一阵狂轰滥炸后，重庆城浓烟四起，大火燃烧房子发出的“噼噼啪啪”的巨大声响，流离失所的人们没有呼天抢地的哀嚎，在废墟中，人们开始寻找任何有用的东西，即使是一根针或者几片废金属也不放过。

　　解读：

　　从1939年到1941年的3年间，是重庆遭遇轰炸最严重的3年。从1939年的“五三”、“五四”大轰炸开始，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就具有无差别轰炸的性质。

　　但是，重庆人并没有被残暴的轰炸所吓倒，抗战意志也并没有因此挫伤。在大轰炸期间，重庆上空时常响起防空警报，“躲警报”、“钻防空洞”几乎成为老百姓的生活常态。

　　当时市区的一面墙上，写着“愈炸愈强”的标语。“自来水公司和电力公司的工人，警报没有解除就加紧抢修水电设施；校舍厂房被炸毁了，广大师生和工友们随炸随修。断壁残垣间，机器声隆隆作响，读书声朗朗入耳。”

　　在患难中，重庆各界人士亲如兄弟姊妹，当时在一些背街小巷，由于停电路黑，家家门口都点着“太平灯”（煤油灯），以方便行人。

　　饱受灾难的重庆人民，还化悲痛为力量，出力唯恐我最少，捐款不让人独多。在1940年的全国劳军运动中，重庆市民踊跃捐款，捐款数占全国总数的75%；在1941年中国航空建设协会发起的“一元钱献机运动”中，重庆各界共募集到150余万元。

　　与此同时，重庆文艺界还利用每年10月至次年5月的雾季（这一时期经常大雾弥漫，不利日机空袭），举行大规模的演出，史称“雾季公演”。

　　镜头四：

　　在战时儿童保育院，一群年龄大小不等的孩子在一起洗澡、剪头、吃饭、睡觉，一个可爱的小男孩用一双大眼睛，一直好奇地盯着摄影机看。

　　解读：

　　抗日战争时期，众多儿童流离失所，吃穿无着、处境堪忧。在这特殊的艰难环境中，1938年，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又称战时儿童保育会总会）在汉口成立，全国各地也纷纷成立了保育分会，办起了一些保育机构，救助难童。当年的5月1日，全国首个保育院——汉口第一临时保育院成立。

　　当时，先后有20余个保育分会及数十所保育院遍布全国大后方，其中重庆至少有12所（以当今重庆市域而论），包括保育总会直属保育院8所，育儿、育婴、慈幼院4所。以一般每所收容儿童500人计算，保育会总计收容儿童3万多人。进入保育院后，孩子们所学的文化课大多与外面的小学课本相似，除语文、数学外，还有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常识。除文化学习，老师们还对孩子们进行抗日救国教育，教唱《保育院院歌》、《大刀进行曲》等。

　　1939年1月，《新华日报》记者田禾实地走访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四川分会第一保育院（简称“川一院”或“歌乐山保育院”），称其为“三千尺上的自由天地”———孩子们自己办了壁报、图书馆；最有趣的是会客室旁边的小公园（即巴山公园），它完全是由孩子们开辟出来的，铺路、筑鱼池、砌草坪、建亭子，连监工员都是孩子；小公园后面的小牧场养了兔子、小羊、鸭子、鸽子，每天轮流两个同学管理。

　　据了解，从歌乐山保育院走出了不少在各行各业有突出建树的孩子，例如中国电影剪辑“第一把剪刀”傅正义、中央乐团副团长首席小提琴杨秉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版画家伍必端、地貌专家龚国元等。

　　镜头五：

　　史考特骑着一匹马从朝天门码头，沿着石头梯往上走。画面中，骑在马背上的他既紧张又兴奋。画面解说词这样说道：“重庆，中国战时的中心，一座修建于山丘和峭壁上的城市。据说从码头要走300步才能抵达重庆城，我数了数，其实是340步。”

　　解读：

　　重庆依山而建，地势高低不平，交通发展难度大，旧时的运输工具有川式的滑竿、轿子、板车、独轮车、人力车、马车、小木船等。重庆人将人力车夫、抬轿子的滑竿师傅，及拉船的纤夫统称为“棒棒”。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山城的街头出现了许多私人小汽车，江上也开通了用于供人乘坐的过江小火轮，重庆的交通运输较战前有了较大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