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放卫星”，执行“打水漂”，丧失的是政府公信力。规划适当调高一点预期，有利于鼓舞士气，但一定要可执行，至少跳起来能够得着。否则，极可能是“规划规划，墙上挂挂”。

　　近期，从中央到地方、从综合部委到专业局办，“十三五”规划正在紧锣密鼓地编制。我们调研注意到，有的县市动辄提出数千亿元的投资规划、有的地市绘出上万亿元的宏伟蓝图，争先恐后要搭上国家规划“便车”。且不论这些规划是否必要和科学，恐应掂量一下未来5年有没有如此财力。我们在一些地方了解的情况引人深思，甚至有的国家重点关注的贫困地区“十二五”项目资金目前也仅到位30%。

　　规划“放卫星”，执行“打水漂”，丧失的是政府公信力。规划适当调高一点预期，有利于鼓舞士气，但一定要可执行，至少跳起来能够得着。否则，极可能是“规划规划，墙上挂挂”。应强化规划可执行性，提升规划公信力。

　　一是规划编制应体现全局观念。一些改革为什么最后一步到不了位，这与地方、部门各自为政密切相关。如北京、天津与河北交界的地方有很多断头路；有的城市地铁通到了火车站，出了地铁后却不能直接进到列车候车室。地方和部门既要在各自的一亩三分地里画圈，又要看看自己画的圈放在国家的大盘子里是否协调。要多想想如何利他，而不仅仅是利己。“十三五”规划应更加注重各地的主体功能定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发展、土地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规划“多规融合”，形成合力。

　　二是规划编制应做实专家论证。时下，“专家”常被戏称为“砖家”。为什么？有调查称，79.6%的人认为“部分专家缺乏社会责任感，为利益群体代言”；72.3%的人认为“大量‘伪专家’充斥专家队伍，素质良莠不齐”。各类规划的专家论证常常流于形式。应进一步完善专家参与机制，将专家“一次参与”转变为“长期参与”，明确参与专家对规划的长期权利和责任。

　　三是规划编制需要公众广泛参与。从前些年频频出现市民聚集反对污染项目，到最近接连多地市民聚集、签名争取高铁过境，公众对事关自身利益的决策表达诉求的期望越来越强烈。然而，有的地方或许是担心被舆论绑架，在编制规划时往往仍在闭门造车，把信息封得严严实实，根本谈不上公众参与。其实，规划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度，往往决定公众对规划执行的支持度。应切实推进协商民主，构建“三参与一确保”机制，公众决策前参与调研，决策中参与讨论，决策后参与监督，确保决策体现民意、科学有效。建议以各级各类“十三五”规划为契机，利用包括新媒体在内的各种媒体，广泛征求公众建议，凝心聚力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四是规划编制应发挥民主监督作用。对于民主监督，在有些地方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要。一些部门虽然聘请了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特约监督人员，但有时受聘人员到了现场才知道要讨论的事项，事前不知情、行权难有效。且不说民主监督的政治重要性，就说这些特约人员中专家学者居多、具有广泛代表性，在规划编制过程中请他们找找不足、挑挑“刺”，对确保规划的公信力无疑是有好处的。

　　五是规划执行应赋予地方一定自主权。例如，在扶贫开发方面，不少地方反映国家规划不接“地气”、管得过死、卡得过严，抑制了基层的主观能动性。我们在调研时了解到，某部门可以花20多万元给深山里的两户居民通电，却不能只花10多万元将居民从山上搬下来，原因是“买酱油的钱不能打醋”。很多地方正积极探索财政资金整合使用办法，但普遍表示难度太大。强调国家规划的权威性是必需的，但绝不是任何事情都要“一统到底”，应处理好严格管理与适当放活的关系，允许地方在不触碰红线的前提下吹好号，唱准调，以最终的实效来检验地方的作为和担当。

　　六是抓好规划执行的检查落实。应建立规划信息公开制度，坚决遏制“一任领导，一个规划”现象再度泛滥。应做到“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依法依规督促规划的落实，做到“踏石留印，抓铁有痕”。要立规则、定制度，对执行规划不力的坚决问责，同时通过规划的可执行性来检验规划的可行性。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