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宏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在我插队的那个偏僻荒凉的乡村，那些看上去愚昧、木讷的农民，他们是世界上最淳朴、最善解人意的。有人对我说：“你是一个不说话的人，看上去脑子好像都有毛病，但只要拿到一本书、一份报，甚至只要是拿到一张有字的纸，你就变成另一个人了。”

　　我人生最灰暗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1968年，我在上海的中学毕业后，经历很曲折坎坷，先是在宜兴学了半年木匠，尝到了寄人篱下的滋味，后来到家乡崇明岛上插队落户，当年的政策，我这样的插队，叫做“投亲靠友，回乡插队”，那是当时的知青中社会地位最低的、最没有前途的一种选择，这是我去了崇明农村插队以后才感受到的。

　　但我必须得到乡下去，否则我的父母在上海天天要被工作单位批斗，说他们破坏“上山下乡”的政策。我们那一届，1968年毕业的所有学生，无论是初中生、高中生，还是大学生，只有一个选择——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学生去了农村后还可以安排一份工作，我们这些中学生去后就是要我们一辈子在乡下当农民。我当年也曾报名要去黑龙江，但没有被组织上批准，因为我家庭出身不好，不能去那“边境”地区，我的心情很沮丧，最后只有“回乡插队”这条路可走。

　　崇明虽然号称是上海郊区，但非常落后，生活极其艰苦。到了岛上后，我才知道，这是一种根本没有出路、没有前途的生活。我去的那个村庄，住的是草房，点的是油灯，干的是粗活，吃的是杂粮，但这些事情我都能够忍受，最无法忍受的事情是孤独和前途的渺茫。我一开始觉得那些农民是不理解我的。我本来就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到乡下后就埋头学着干农活，整天流着汗，却很少与人说话，只感到心灰意冷，晚上就一个人在屋子里对着日记本发呆。想不到，乡亲们同情我、关心我、照顾我，让我出工干轻活，收工后还送吃的东西给我，在生活方面会来主动帮我。但我想的是读书，要上大学，这是他们无法给我的。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在我插队的那个偏僻荒凉的乡村，那些看上去愚昧、木讷的农民，他们是世界上最淳朴、最善解人意的。有人对我说：“你是一个不说话的人，看上去脑子好像都有毛病，但只要拿到一本书、一份报，甚至只要是拿到一张有字的纸，你就变成另一个人了。”很快他们就知道，这个从上海来的“知青”最需要的是看书。于是所有农民家里，只要是有书的，都翻箱倒柜地找出来送给我。我也没有想到，那样一个偏僻的村庄里，1966年8月“破四旧”的火竟然幸运地没有被延及。农民家里居然还藏着很多古旧书。原来我的家乡尽管很穷困，但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崇尚读书，崇尚知识。这在历史上也是有故事的，早年有几个乡贤士绅曾经变卖田产来办学。

　　就这样，农民们送给我很多书，其中有《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红楼梦》、《西厢记》、《牡丹亭》、《儒林外史》、《聊斋志异》、《卧虎藏龙》、《福尔摩斯探案集》、《初刻拍案惊奇》，还有一套珍贵的《昭明文选》。这实在是不幸中的大幸！于是只要是书，我来者不拒，在我那间小草屋里，除了半屋子烧饭用的柴草，一张破床和一张旧桌子外，其余就是堆得高高的书。这些书为我打开了许多窗口，使我的心灵在广阔的世界中遨游，使我真正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于是我在昏暗的油灯下，开始了最初的散文习作。

　　大概在我下乡三四个月以后的一天晚上。那是一个有月光的深秋的夜晚，我的门被人敲响，打开门，看见一位80岁的老太太站在门前，嘴里没有一颗牙齿，头上白发稀疏，眼眶深陷，看上去就像一个幽灵。但我认识她，而且她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新妈妈。她住的地方离我的草屋很远，要走20分钟的路程，她是三寸金莲，裹过脚的。我问她：“新妈妈，你来做什么？”新妈妈不识字，我也去过她家，家徒四壁，只有一张床和做饭的灶，她是不可能有书的。但是那天晚上，她是来给我送书的。她站在门口，也不进来，很麻烦地解开胸襟扣子，拿出一本书，说：“我给你送书来。”我接过新妈妈的书，把她送到河边，看着她挪动着一双小脚在月光下走远，这个情景现在仍在我眼前。回到草屋后，在油灯下打开那本书一看，那是一本没有封面的1936年的旧黄历，对我一点用也没有，但我当时对着这本书，忍不住哭了一场。老太太是把它当宝贝送给我的，她认为这本书对这个上海来的年轻知青会有帮助。一本无用的书，却让我感受到人间最美好的同情和关爱。

　　1976年“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我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我在上大学之前已经发表了很多诗文，算是个“青年作家”了。记得是读大一的时候，上海《书讯报》来约稿，让我写一写自己在“文革”期间是怎么读书的。于是我就写了一篇短文《荒年，书的饥渴》，写我在饥荒的岁月中是怎样寻找书本的。其中我用两百多字写了月光下新妈妈给我送书的事，因为一篇短文不可能对此展开描述。发表以后，我觉得写得太简单了，这段感情没有全部表达出来。文章发表不久，广州《羊城晚报》有一位编辑来学校找我约稿，约我写散文，于是我写了散文《月光曲》，在这篇文章里，我很真实详尽地写了新妈妈送书给我的往事，写善良的农民们对我的帮助。文稿寄出去的第二天，有一位好友来看我，他是一个很有名的诗人，叫冰夫。我们是很好的朋友，经常相互念自己的作品给对方听，然后彼此点评。我把《月光曲》的大致内容告诉他，他听了以后沉吟片刻，对我说：“你这篇文章肯定是失败的，因为文章里最重要的情节是一个笑话，是对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民的讽刺”。我当然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那是记忆中我最珍贵美好的感情。我和冰夫辩论，他很雄辩，完全把我压倒。他说：“你应该把这个情节改掉。我知道你还得过一套《昭明太子文选》，你就改成老太太送你《昭明太子文选》，这里不妨设一个悬念，留一个空白，为什么一个不识字的农民会有《昭明太子文选》？你不要去解答，让读者自己去想象。”他还建议我引用《昭明文选》中的《月赋》，那是对月光的诗意描绘。我居然被他说服，修改了《月光曲》，把旧黄历改成了《昭明太子文选》，把修改稿寄到广州，《羊城晚报》发表了我的修改稿。

　　《月光曲》发表后，产生了一点影响，很多读者说好，尽管修改了这个细节，但文章的感情总体上还是很真实的。但是我总是有点后悔，觉得这样修改破坏了我记忆中的那段感情。文章发表不到半个月，我接连收到两封信。一封是厦门读者寄来的，他说：“最近在《羊城晚报》上读到您的《月光曲》，我很感动。但在这之前我还读到您的另一篇文章《荒年，书的饥渴》。您在两篇文章里都写到这个老太太，但两个老太太送给您的书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不一样。我读《荒年，书的饥渴》的时候很感动，我猜测，第二篇文章的情节是否是您虚构的？”过了几天又收到一封信，是上海的读者写的，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如果说，之前那种后悔是隐隐约约的，收到这两封信之后，我的后悔变得非常明确。正好冰夫又到我家里来，我把这两封信给他看，他就笑，说“他们不懂创作。创作是什么？创作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对生活的再创造，完全可以虚构。”但是这次他再也没有把我说服。冰夫当然也不会被我说服。我说：“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还是请读者来评判一下吧。”于是我又写了一篇文章《旧黄历和<昭明太子文选>》，讲了整件事情的经过，从当年下乡插队新妈妈给我送旧黄历，到第一篇写《荒年，书的饥渴》，第二篇写《月光曲》的来龙去脉，然后请读者评判是否应该修改这个情节。文章在《解放日报》发表后，收到很多读者来信，读者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一致认为我不应该修改这个细节。有一位读者在信中说：老太太送给你旧黄历这个细节，是整篇文章的画龙点睛之笔，这一笔修改了，龙变成了瞎子，整篇文章都变得虚假了。

　　我想，这个故事对每一个写作者可能都应该有一点启发。这就是巴金先生的名言：“写自己最熟悉的，写自己感受最深的。”不管是写什么文体，一定要真实，感情是真实的，情节也应该是真实的，即便虚构，也应该是在真实的基础上。如果违背了真实，不会是真正的好文章，虚假和虚伪的文章，不会有生命力。而读书，也应该读那些说真话、抒真情的好书。

　　（作者系著名作家、上海作协副主席，本文根据作者日前在“2015年全民阅读论坛”上的讲演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