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北京朝阳区北窑地物资大厦的宿舍楼我们采访到了82岁的老台胞杨俊雄。

　　杨俊雄，退休前是北京酒仙桥医院原主任医师（现合并为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从事普通外科工作40余年，有丰富临床实践经验及高超手术技巧，72岁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他一生钟爱的手术台。1958年被评为北京市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1993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因他手术精湛，被患者们亲切地称作“杨一刀”。

　　支持大姨参加义勇军打鬼子

　　1933年10月8日，杨俊雄出生在福建石狮，父母都是台南人。杨俊雄母亲是怀着他跟随着大姨来到福建崇安的。至于父亲，杨俊雄一直未曾见过，母亲到大陆来时，父亲没来，在杨俊雄9岁时父亲在台湾离开了人世，他的印象中母亲曾讲过父亲是位医生。

　　其实，母亲与大姨并非亲姊妹，但杨俊雄自始至终称她为大姨。杨俊雄听母亲讲，母亲与她情同手足，虽未义结金兰，却也胜似姐妹。那时，她们在台湾有着相同的家世背景，两人母亲均为洗衣工，家境又都十分贫寒，后来两人一起上学，又一起分到了一家长老教会医院做护士工作，渐渐地，两人的感情就十分密切，成为了无所不谈的闺蜜知己。在长老教会医院，母亲比较勤奋，好学上进，不满足于一般护士工作，后在医生们的帮助指导下，她刻苦自学了相关医学知识，到大陆前，她已经是医院一名名副其实的助产师了。

　　大姨则没有走这条路。大姨思想活泛，思路开阔，经常接受外面的新思想，应该讲，在当时算得上是个新女性了。工作后，大姨看到每天服务的对象大都是日本人，稍有不当，他们对她们不是骂就是轻薄，更有甚者还动手打人，根本不尊重她们。所以，从那时起，大姨在骨子里就很恨日本人，就想有机会一定得离开这个地方。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大姨借机游说母亲，告诉母亲东北被日本占领了，中国人就要成为亡国奴了，台湾日子肯定会越来越不好过了，我们应该到对面去看看，听说大陆有敢跟日本人干的队伍了。

　　在台湾，母亲非常信任大姨，听了大姨的劝告，并不顾父亲和家人的反对，毅然决然地跟随大姨来到了福建崇安。这个时候，崇安已经聚集了许多台湾乡亲。来到这里的乡亲，大多是在台湾生活不下去了的。

　　到崇安后，第一需要解决的便是生活问题。于是，大姨和母亲就利用自己学医的特长，在当地开了家药房，而药都是从台湾长老教会医院等地方，通过原来的同事帮忙进的。一段时间后，日本在中国越来越猖獗，中国军民的抗日情绪与日增长，民间百姓也自发地开始抵制日货。一天深夜，药房被激情燃烧的愤怒百姓一把火给烧了。大姨与母亲没有责备任何人，她们知道其中的个因。可生活得继续。她们一合计，又来到厦门开了个诊所。但同样没多久，诊所停了。此段日子，大姨恋爱、结婚、生子，恰好夫君是福建石狮人，母亲最终随大姨一道来到了石狮。

　　1939年，李友邦在金华成立了抗日义勇军。沉闷了好长时间的大姨，总算找到了找日本人算账的队伍，她二话没说，立即前往金华参加了义勇军。而把照顾家的重任留给了母亲。

　　杨俊雄依稀记得，自己的小学是在崇安的台湾儿童教养院上的，以后就在石狮长大。他和大姨夫的关系非常好，小时候杨俊雄右手骨折，就是大姨夫抱着杨俊雄到福建的少林寺用中医治疗好的。杨俊雄后来成了普外科医生，手术必须要右手使劲，而当年右手骨折对此一点儿都没有影响，这多亏大姨夫及时地带他治疗。

　　大姨有6个孩子，老大是脑瘫，最早在崇安就死亡了。大姨参加义勇军后没多久，大姨夫被人举报，说是看见他从日本船上下来的，就被当成汉奸被一个国民党的旅长给枪毙了。其实，这都是那些腐败的国民党官兵为了绑票捞钱所为。

　　就这样，大姨在抗日义勇军里坚持抗日，母亲则用她那双羸弱的双肩担起了两个家庭及抚养6个孩子的重任，用自己力所能及的微薄力量支持着大姨、支持着中国的抗日行动。她是中国千千万万个母亲中的极为普通的一位。

　　母亲教给我们的是懂得爱国

　　大姨夫去世后，石狮是待不下去了，杨俊雄母亲就带着孩子们来到了福建长乐。为把孩子们抚育成人，母亲不得不在家重新挂牌开起了诊室，做了一名助产师。母亲是普通人，但她始终尊重知识与教我们爱国。

　　尽管如此，那时候积贫积弱的中国，不论你在哪里，生活的困难总也不能摆脱。杨俊雄母亲依然一样。但这位伟大的母亲却能够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意识到孩子们必须受到教育，这个国家需要下一代受教育。于是，她硬是咬紧牙关，想尽各种办法让每一个儿女都能够有书读、有学上。杨俊雄还记得，勤劳的母亲把辛苦盖起来的家，分了一半给教堂做礼拜，这样教堂也协助母亲一起供孩子们上学。就是在长乐，杨俊雄读完了中学。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政府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把在福建的台湾同胞全部集中到崇安，统一住宿，统一生活，名为这样好照顾台湾同胞，实则是要监视他们，怀疑他们中间有日本人的特务之类的人。

　　那段时间，他们家的生活就更加困苦了。为帮助母亲，渐渐长大了的孩子们一边继续读书，一边开始帮忙母亲做些家务活，男孩子出去砍柴挣钱、女孩子在家做饭洗衣，甚至，杨俊雄还差点也去参加抗日义勇军少年团，希望能给家里减轻负担。恰时，抗战胜利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杨俊雄没能去成。台湾抗日义勇军和少年团回到了台湾，大姨则没有跟去，而是从上饶回到崇安，她离不开母亲和孩子们。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家境开始好些了，杨俊雄和表兄妹们得以继续读书。随后，大姨的大儿子考上了复旦大学，后来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一个表妹考上了郑州的水利专科学校，另一个考上扬州师范学院；杨俊雄也考上了福建医学院，继承了母亲的传统。选择学医，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杨俊雄那时候认为医生是自由职业，不需要靠任何人都能够解决温饱问题。

　　杨俊雄在读大学期间，接受了新中国的教育，看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变化和新气象，并坚定地相信新中国一定能够带领大家甩掉贫困落后的帽子，奔向美好的明天。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举，急需各方面的人才。杨俊雄从福建医学院毕业后，国家进行了统一分配，他被分配到了当时主管国防工业的二机部。从此，杨俊雄的事业、人生就留在了北京。不多久，杨俊雄也把母亲接到了北京，让辛苦了一辈子的母亲在北京安度晚年，直到1970年去世。（易靖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