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辽吉黑热抗日义勇军民众后援会的来龙去脉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正在上海主持长江水灾赈济工作的锦州抗日将领朱庆澜，为推动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发展，决定组织一个专门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机构。11月，朱庆澜在上海召集各界人士通过切磋，成立了“东北难民救济协会”。公推朱庆澜为理事长，其任务是负责筹集和接受国内外的抗日捐款捐物，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和地方抗日部队筹集粮饷、武器弹药、服装药品等物资。

　　1932年4月26日，朱庆澜联络何遂、富占魁、查仲勉(良钊)、杨斌甫(慕时)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东北义勇军后援会”（简称“后援会”），会议通过了《东北义勇军后援会组织大纲》，规定：“本会以援助东北义勇军各军抗日作战，收复失地，完成救国工作为宗旨”，“凡为收复东北失地而在东北自动抗日作战之武力组织，无论用何名称，属何部曲，皆视为东北义勇军，得受本会之援助。”大纲载明，该会的具体任务是：“一、调查东北军情，二、筹助东北军需，三、抚恤战士遗族，四、宣传东北现实，五、筹划实力应援。”会议还通过了《东北义勇军后援会成立宣言》，宣言指出：“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寇“已使我全国家、全民族蒙致命之重伤”，“我政府及东北长官，仍不闻加遣一矢，耗矣哀哉!平时则锦衣玉食，临事则走肉行尸，国与民将何所托命?”宣言赞扬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奋勇杀敌”，“屡摧强敌”，实为“我民族一线生机”，因此号召海内外同胞“各出所能，共襄义举”，能在精神方面为东北义勇军增长杀敌之气势，物质方面为东北义勇军增长杀敌之力量。

　　同年5月间，为避免国民党政府借口有碍外交对该会的破坏，在北平广化寺内开会决定把“东北义勇军后援会”改名为“辽吉黑民众后援会”，朱庆澜为会长，何遂任副会长兼总干事长。1932年8月，朱庆澜率后援会人士由上海到达北平，并在地安门内油漆作一号开始办公，机构亦渐形健全，计有：

　　总务组：主任查仲勉、副主任姚九凌，负责对外联络；

　　财务组：主任杨斌甫、副主任王艳秋，负责掌握募捐款项的收支、审查与拨付各路义勇军申请款项等各种手续；

　　运输处：处长刘桐岗，副处长高双达。下设运输队、交通队、储存库，分别担任给义勇军运送械弹粮秣，接运伤病员及物资保管等。

　　电讯总台：负责对义勇军的电讯联络。

　　后援会成立后，即以大量银元交付给各路义勇军来沪的代表，请其带回部队。后援会的活动引起了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注意，蒋介石以驻会参加工作为名从其军委会、军政部、参谋部、北平军分会等部门抽调人员监视该会的活动，妄图把后援会的抗日活动限制在国民党政府允许的范围之内。

　　此后，为了避免国民党政府的阻挠、破坏和查封，以及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后援会”的名称多次更改。1932年11月中旬，与东北民众救国会联合组织了“义勇军总司令部”，朱庆澜任总司令，“救国会”的阎宝航、王化一、高崇民、黄剑秋及“后援会”的高仁绂为干事。保留东北民众救国会组建的辽宁义勇军总指挥部；总司令部内部设置了各个职能部门，同时，在上海、北京、天津、承德等地设立办事处，设立电台，对部队实施新的番号，进行统一指挥，统一供给；同时明确了两会的职能并作了分工：后援会专主募集抗日资金，支援义勇军抗日；救国会则协助朱庆澜谋划义勇军对日作战事宜。

　　此后，“后援会”不但将全国人民、海外侨胞捐助的武器弹药和急需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抗日前线，而且对阵亡的义勇军官兵及时给予了抚恤。

　　1933年1月,由于日军侵略热河的企图日益明显，由朱庆澜主持在北平察院胡同何遂住宅内召集何遂、严宽、富占魁、高仁绂、王化一、何绍南、姚凌九、查良钊、杨慕时等人开会。会议决定：“辽吉黑热抗日义勇军民众后援会”（另有“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等称谓）进驻热河，北平只留办事处。同年2月，朱庆澜等人又在北平成立了“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实际上，后援协进会的成立目的就是想再次唤起民众抗日热潮，而对热河、长城、察绥抗日军队的支援仍由朱庆澜的辽、吉、黑、热抗日后援会完全负责实施。

　　“后援会”募捐和支援各抗日部队款物数量最大的是在热河保卫战期间。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在这一时期对117个抗日部队捐赠的现款一项，“共计大洋191万零520元零6角3分”，加上其他方面的捐助，约有三四百万之多。朱庆澜还五次率领后援会成员携带慰问品和武器弹药赴热河参与热河抗战。

　　1933年5月后，中国军队和抗日义勇军的热河保卫战、长城抗战陆续失败，河北省冀东地区沦为日军占领区。义勇军领导机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辽吉黑热抗日义勇军民众后援会和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部，于1933年7月中旬以后先后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