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亲和兄长的讲述中，我们这个家族，在南昌郊区的三江口镇是一个大家族。父亲供职于九江三北轮船公司。1939年初，日军开始对南昌发动进攻。先是出动飞机轰炸。听母亲说，那些天，三天两头跑警报。有一次，刚跑到野地里趴下，就看见飞机来了，在民房上空扔下一串黑乎乎的炸弹就飞走了。

　　眼看战火烧到了家门口，家族众人在三叔祖的召集下商议办法，为了不受日寇的蹂躏，不在日寇的铁蹄下做亡国奴，大家决定弃家逃难。在三叔祖的率领下，全家族老少几十口人，徒步前往赣南。

　　1939年3月底，日寇在施放毒气弹后，6000余日军带着防毒面具攻入南昌，南昌沦陷。三江口镇是战时国民政府南昌县政府驻地，日寇实施了疯狂的“三光”政策，蔡氏老宅在战火中烧得片瓦不存。我们家从此从南昌三江口老家连根拔起，四处漂泊。

　　日寇占领南昌以后，中国军队向日军发起多次反攻，南昌周边成了抗日战争前线。在逃难的路上，全家老小要冒着枪林弹雨穿过火线，向南跋涉。一路上很不安全。三叔祖的三儿子良庚叔，是一个十几岁的小伙子，每次都是他在前面探路。有时候，会遇到中国军队在路上设卡，看见是难民一律放行。有一天正遇上中日两军交战，大家躲在一座高山上，从树丛的缝隙中，看到中国军队与上千日军在山下的公路上对峙。国军将士扼守着公路两旁的小山包，仗打得极为惨烈，日军攻了一天也无法通过，死伤惨重。

　　路上还曾经遇到零星的日本鬼子。母亲说，有一次碰见一小队日本兵，大家躲到一个周围长满茅草的水塘里，幸亏离得较远，没被鬼子发现，逃过一劫。

　　由于家族中有人在赣州工作，逃难前父亲已经失去音信，大哥不得已辍学到赣州投靠亲友务工。所以，在泰和，祖父、母亲带着二哥离开了家族众人，前往赣州寻找大哥。一路风餐露宿，变卖仅存的一点生活用品维持生命。我真的很难想象，在那种兵荒马乱的环境里，母亲迈着她那双“解放脚”（幼时缠过足，后又放开的称“解放脚”），扶老携幼，是如何蹒跚在赣南的穷山恶水中的？到赣州之后，祖父便因为路上受了风寒，一病不起，客死他乡，终年66岁。

　　把家眷送回南昌老家后，父亲日夜忙碌在抢运西撤物资的船上。1938年秋，武汉会战以前，从长江中下游向西南转移战略物资持续了两年之久。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父亲所在“长兴轮”正运载物资驶往宜昌，停靠宜昌后因上游无法行驶大型船舶，全体船员奉命弃船疏散，所运物资交由民生公司的小火轮运往四川。父亲因长期劳累，病倒在宜昌。20多天后病情好转，日寇又逼近宜昌，他只好随难民一起逃往四川。

　　父亲只身一人来到偏僻的黔江县。据父亲说，当时之所以积极地要去那里，一是多少离家乡近一点，更重要的是，这个单位是公路卫生站，与公路运输有关，也许容易找到乘车回江西老家的机会。一年以后，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从此，又踏上了千难万险的东归之路。

　　现在，我已经无法详细知道父亲走的是一条什么路线回到江西。能肯定的是行程开始走的是川湘公路，从黔江经酉阳到湘西的吉首。我在1967年和2006年两次到过川东和湘西，那一路上的崇山峻岭、激流峡谷令人望而生畏。川湘公路是抗战时期沟通四川与西南各省的重要生命线，每天进川的难民和物资，出川的抗日队伍和军需，在狭窄险峻的山间公路上川流不息。日寇的飞机不断地轰炸扫射，使公路上交通更加混乱。

　　从1937年起几年的时间里，父亲在中国南部走了一个大大的“C”字，1942年终于在赣州与家人团聚。此时的赣州也是空袭不断，但战争已进入到相持阶段，直到1945年春，日寇才攻入赣州。那时候，我们家已经到宁都避难，在宁都，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本文作者蔡鸣乔，籍贯江西南昌。197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辽宁省优秀教师，曾宪梓教育基金奖获得者。2006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