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道中华果国亡，除非协和人尽死。”北京协和医院医史研究者王阳这样评价抗战时期的协和医院和协和人。

　　八年抗战，协和教职工中几乎没有出汉奸，也没有人为日本人当差，这在日本侵略军占据北平八年，并扶植汉奸统治的背景下，堪称奇迹。协和人，选择了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为国家的尊严生存。

　　太平洋战争爆发，协和医院被日军占领，协和医学院和护校的教学工作也被迫终止。协和护校校长聂毓禅跋涉千里，在西南重建协和教育；李宗恩和张孝骞也同样在烽火中持续医学教育事业，李宗恩在贵阳筹建了贵阳医学院，张孝骞则将湖南长沙的湘雅医学院西迁到贵阳，形势吃紧时又转移到重庆；林巧稚大夫在北京东堂子胡同开设了一家小小的诊所，留下了8887位患者的完整病历；林可胜教授领导的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成为全国抗战救护的中心，其募款总额达6600万美元之巨，药品器械堆积成山……

　　这不只是协和的历史。正如张清平在评价林巧稚时所言，“他们在艰难竭蹶之中，为国家保存和培养了可贵的医疗卫生人才，使中国的医学高等教育在残酷血腥的战争期间也没有中断”。

　　日前，国内对林可胜教授有深刻研究、几乎查阅了所有有关林可胜教授原始资料的王阳医生，以及北京协和医院病案室刘爱民主任，分别向我们披露了抗战时鲜为人知的协和医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