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文化”只能算是流行文化的一种有意义的新形式，它为现有的僵化体系提供了一种清新的选择，也赋予了消费者更加强大也更加多元的力量。但在某种程度上，“萌文化”其实是在以将对象“宠物化”的方式去逃避真实的矛盾，从而也就逃避了艺术创作的批判性价值旨归。

　　“萌”源于日本动漫

　　“萌”这个字眼本是源于日本动漫文化的一个故意的词汇误用，常被二次元热爱者用于形容“极端喜好的对象”或“对某一对象的极端喜好”，比如眼睛占脸一多半的可爱少女（萝莉）角色。流传到中文语境后，大致成了与“可爱”、“喜欢”接近的同义词，可做形容词，“某某很萌”；可做动词，“我很萌某某”；亦可叠用为名词，“某某真是个萌萌”。其应用范围，也大大超越了动漫领域，而泛化为年轻人的日常用词。当一个人舍弃了“可爱”而用“萌”这个字眼来描述自己对某一对象的喜爱时，这个人是在表达一种强烈的主观意愿，而不仅仅是在描述对方“可爱”这个简单的现实。因此，“萌”与“萌文化”在中国的流行，有一层文化政治的意蕴。

　　创作者有意植入“萌元素”

　　大约因为“萌”文化源于动漫体系，因此动画电影或带有动漫色彩的电影的创作者时常有意识地植入“萌元素”，以迎合年轻观众的审美趣味。2010年的好莱坞动画片《神偷奶爸》（Despicable Me）虽未在中国大陆正式上映，但影片中那些被中国观众亲切称为“小黄人”的智能生物还是借助网络在这个国家火得一塌糊涂。今年的国产电影保护月，也有两部带有鲜明的“萌”色彩的影片上映，均反响火爆。一是动画片《大圣归来》，其内的“兄贵”孙悟空和“正太”江流儿（童年唐僧）便颇具萌物风范，瞬间吸引大量拥趸。二是晚些上映的《捉妖记》，其塑造的妖王“胡巴”形象难以界定，却瞬间风靡全国，连外国观众也为之侧目，《捉妖记》更以超过24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收入戴上中国影史票房桂冠。孙悟空、江流儿、胡巴，连同此前的小黄人在中国的全面走红，或许预示着“萌文化”已经成为构成当代青年流行文化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文化工业体系按消费力旺盛的群体的需求进行针对性生产，这无可厚非。市场也确凿无疑地给予这些影片的制作者以丰沃的酬赏。但要寻根溯源，搞清楚为什么当下的年轻人——甚至包括一些不那么年轻的人——喜欢萌物、萌元素、萌文化，却并不那么容易。

　　“萌”取代了可爱、喜欢

　　首要的一个原因，当然就是“萌”对于“可爱”、“喜欢”的取替，体现了一种对传统语言秩序的破坏，从而给使用者带来了某种主动性、某种表达的快感。一般而言，对“可爱”和“喜欢”的判断必须要遵循一些公认的客观规律（比如人们普遍认为“小白兔是可爱的，也是招人喜欢的”，却不会普遍对大灰狼做出这样的理解），而“萌”则完全是一种个性的表达，不按常理出牌，不走寻常路。这也就是说，不同的人可以被不同的萌物吸引，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去“萌”其他人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

　　在流行的“萌”文化中，“萌”的对象已被创作者进行了事无巨细的分类，大到某种类型的人物的职业身份和外形特征，小到某种服饰、发型、表情等，都可以成为“萌”的对象。既然众口难调，那便干脆不去调。萌物千万款，总有一款投你所好。哪怕都不入你的法眼，也没关系，你尽可自行去寻觅，乃至生造。所以说，“萌”这个字眼不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流行语，而有着文化政治的意味在里面。它能十年来流行不衰，概源于此。

　　在“萌”中遁入无性世界

　　当然，“萌”文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无性”（sexless）。不过，这里的性不是简单粗暴的性别、性关系和性行为等，而是一种构成文化的重要维度。百余年来，文化工业高度仰赖围绕着性的差异形成的二元结构来组织流行文化的生产，这就相应地形成了所谓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以及全知全能的“爱情的力量”。

　　不信就去看看好莱坞在过去一百年里倾心打造的那些光芒四射的明星，多是典型的“硬汉”与典型的“女神”。“女汉子”（男性化的女性）也有，但“伪娘”（扮装成女性的男性）委实不多，就算有，也是作为丑角出现（而伪娘在萌文化中声望颇高）。

　　所以，性别差异和二元结构不能算是什么大问题，关键在于这个系统将“男性气质”置于“女性气质”之上，从而对后者构成了压迫，也令前者承担起巨大的文化压力。

　　但在萌文化体系中，这个系统被破坏了，或者说被虚无化了。我们所接受的“萌”对象，或是无性别的，如从形象上不辨男女的小黄人（实际上导演在访问中自述小黄人是男性）和胡巴，或即便有生理性别却并无显著的性别特征（如全无情欲的孙悟空和丧失攻击性的唐僧）。相应地，这些电影也并不以爱情作为组织叙事的线索或解决问题的终极路径，而是更为强调个人奋斗与自我拯救。

　　这对于一直被流行文化所规制和压抑的两性气质来说，无疑具有一种解放的作用。这种解放不是对创作者的解放（创作者反而被束缚了），而是对观众的解放。观众在欣赏和接受这些对象的时候，可以跳出性别的二元结构框架，获得一种没有心理负担的快感。

　　事实上，很多电影虽然声称是给小朋友看的，但二三十岁的大朋友也在贡献票房，成为“全年龄段”作品。这在表面上是源于“大朋友”童心未泯，实质的原因则是他们在找寻遁入无性世界的可能。

　　将对象“宠物化”去逃避矛盾

　　不过，“萌文化”只能算是流行文化的一种有意义的新形式，它为现有的僵化体系提供了一种清新的选择，也赋予了消费者更加强大也更加多元的力量。但在某种程度上，“萌文化”其实是在以将对象“宠物化”的方式去逃避真实的矛盾，从而也就逃避了艺术创作的批判性价值旨归。我们很难想象一种成熟、健康的文化中会以气馁充斥着天真烂漫、与世无争、铆足了劲扮可爱以求戳中尽可能多的人的“萌点”的奇怪生物为荣。也就是说，当我们把完全无害的“萌”视作一种天经地义的审美规则，“萌”的概念也就被泛化，其附加的进步意义和解放价值也会被稀释。

　　“萌”字在汉语中的本意，其实是描述一种本真的蒙昧状态，佛经中说“开化显示真实之际，欲拯群萌，惠以真实之利”，描述的就是这种状态。故而，“萌”的本质应当是人的本真性情的流露，而不是一种对外物的苛求。

　　所以说，情到深处自然萌，讲求的就是彼时彼地的独特心境。文化终究要进步，人也终究要成长。把对“萌”的情结视为对本真性情的回归，要比将“萌”改造为普遍性的文化形式更有意义。

　　□常江（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