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预告，没有通知，5日晚间，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屠呦呦在家中通过电视得知自己摘取诺奖的消息。

　　“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获得诺贝尔奖是个很高的荣誉。青蒿素研究获奖是当年研究团队集体攻关的结果，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也标志中医研究科学得到国际科学界的高度关注和认可，这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中国科学家的骄傲。”6日上午，一直不愿接受采访的屠呦呦终于把记者请进家门。这段获奖感言，屠呦呦写在一张纸上，一字一句地向记者念出来。

10月6日，屠呦呦在北京的家中。新华社发

　　“我确实没什么好讲的，科研成果是团队成绩。”屠呦呦回避谈及自己。“当年，全世界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重大课题，必须要有新的抗疟新药来解决老药的抗药性问题。”回忆与青蒿素的第一次接触，她的眼神清亮，语气中不乏兴奋和自豪：“‘文化大革命’什么都停滞了，科研攻关的难度相当高，我是北医药学系（现为北大医学部）的，又到中医研究院学习，但是做来做去很难，后来通过系统查阅古代文献，发现了重新提取青蒿素的办法。”

　　20世纪60年代，引发疟疾的寄生虫——疟原虫对当时常用的奎宁类药物已经产生了抗药性。1967年5月23日我国启动“523”项目，动员全国60多个单位的500名科研人员，寻找新的抗疟疾的药物。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相关领域的学术权威统统靠边站，时年39岁的屠呦呦临急受命，成为课题攻关的组长。

　　当时，青蒿素的提取仍是一个世界公认的难题，从蒿族植物的品种选择到提取部位的去留存废，从浸泡液体的尝试筛选到提取方法的反复摸索，屠呦呦和同事们熬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体会过无数次碰壁挫折。

　　“北京的青蒿质量非常不好……我尝试用叶子，事实证明叶子里才有，梗里没有……做完动物实验后发现100％有效，再在我们自己身上试验药的毒性……我们尝试用乙醚替代酒精，发现去除毒性很有效……我们又做化学结构，通过改变药物的结构克服原有的耐药性……后来我自己的肝脏也坏了，我的同事们也有很多得了病……”提起艰苦岁月和付出的牺牲，屠呦呦没有抱怨，反倒是充满怀恋。

　　“那时候，她脑子里只有青蒿素，整天不着家，没白天没黑夜地在实验室泡着，回家满身都是酒精味，还得了中毒性肝炎。”老伴儿李廷钊说着，悄悄为屠呦呦递上一杯水：“我心疼她也支持她，那个年代很多人都这样，她从没想得到这些荣誉。”

　　今天，荣誉来了，屠呦呦格外怀念当年并肩奋斗的战友，也更加骄傲于当年“523”项目创下的纪录：1972年3月，屠呦呦在南京召开的“523”项目工作会议上报告了实验结果；1973年初，北京中药研究所拿到青蒿结晶。随后，青蒿结晶的抗疟功效在其他地区得到证实。“523”项目办公室将青蒿结晶物命名为青蒿素，作为新药进行研发。几年后，有机化学家完成了结构测定；1984年，科学家们终于实现了青蒿素的人工合成。

　　因为身体原因，一个小时的采访过后，屠呦呦面色有些疲倦，但只要提到青蒿素这个字眼，她全然不顾老伴儿的提醒，滔滔不绝。“因为做了一辈子，希望青蒿素能够物尽其用，也希望有新的激励机制，让中医药产生更多有价值的成果，更好地发挥护佑人类健康的作用。”

　　“获不获奖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获奖证明我们的中医药宝库非常丰富，但并不是借来拿来就能用。像青蒿素这样的研究成果来之不易，我们还应该继续努力。”屠呦呦说，“荣誉多了，责任更大，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据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记者吴晶、胡浩、王思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