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茶人名片 施云清，1932年出生，曾任中国茶叶进出口公司原总经理、中华茶人联谊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从事茶叶外贸工作近40年。

　　他，20多岁即为茶远赴埃及，从此踏上了40余载外贸路。他，曾打破多项茶叶进出口交易记录、与茶界同仁创办了中华茶人联谊会，是“觉农勋章”获得者。新中国成立后，其成为茶行业辉煌历史的见证人、参与者，他就是中国茶叶进出口公司原总经理、首届中华茶人联谊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施云清。

　　回想当年，考察、谈判、寻求机遇，他因茶开始用脚丈量世界，也因畅游世界而愈发读懂了中国茶。

　　施老的家简朴、淡雅。淡黄色的茶叶柜，是上世纪的欧式风格，有着拱形的橱窗设计。柜前的桌上，一壶大吉岭红茶正冒着热气，施老加入牛奶、白糖，为午后3点来拜访的我，贴心地备好了一杯浓郁、鲜香的下午茶。桌上更为抢眼的，还有泛黄的旧文献、几本相册集、打印好的材料与标注好内容的杂志……

　　于是，一张方桌，一席茶话。83岁的施老，或笑容满面地回忆，或眉头紧锁地思考，如同一本徐徐翻开的历史书，带我走进了他的外贸茶世界。

　　“一带一路”里看中国茶门道

　　“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到了‘万里茶道’，并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茶作为一种商品，愈发凸显了其在经济、文化、外交上的作用。为此，更要思考中国茶与世界的联系，做好茶行业的事儿。”施老几十年的外贸实践告诉他，茶行业在此可大有作为。

　　“沿着这两条线路的国家，与茶有缘，大多不是产茶国，就是茶叶消费国，包含中亚、西亚、北非和欧洲，市场非常广阔。”施老说。“这些国家多是伊斯兰教国家，非常喜欢喝茶，在一些国家，茶是必需品。”

　　施老的足迹当时遍布北非、欧洲、中亚，茶叶贸易工作不仅让他对不同地域的茶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对中国茶的定位有了新的认识。

　　施老至今记得踏上埃及那片土地时的使命感，那是他第一次出国身担重任。1955年初，中国在埃及建立商务代表处，商务领先为外交服务。从复旦大学茶学专业毕业的施老，此时已在北京外贸学院学习，成为了组织培养的茶叶外贸专业人才。于是，开拓中埃茶贸交流的使命，落在了风华正茂的他及同事身上。

　　1956年，中埃正式建交，中国大使馆在埃及落成。看着非洲大地上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施老心里抑制不住地激动。

　　施老在埃及时，正值第二次中东战争期间，埃及当地人的生活必需品———茶叶、牛羊肉等严重不足。

　　“埃及人喜欢喝红茶，当时习惯从锡兰（现为斯里兰卡）、印度进口，中国的份额则非常少，只有几十吨。”

　　施老及同事迅速了解情况，向国内及时反馈，给予了埃及大量的茶叶及牛羊肉等物资支持。施老笑着回忆说：“埃及朋友对我们非常感谢，当时他们库存已很紧张，看到中国船只到了，都会欢呼道‘中国茶到了’。”这一举措，不仅加深了中埃间的友谊，同时，也为中国茶打开非洲市场奠定了基础。

　　通过施老等同事的努力，中国出口埃及茶叶量逐年增加，从几十吨到几百吨，一直到1959年，他们交上了8000多吨的漂亮答卷。

　　在海外经营茶叶贸易时，施老也发现了不少中国茶的“外国行家”。在茶叶消费大国阿富汗，店主们的火眼金睛让施老等大吃一惊。

　　经过考察、调研，施老了解到阿富汗60%的市场是绿茶，其余为红茶。而绿茶基本从中国进口。“阿富汗的店主评审中国绿茶，不需要冲泡，只要闻一下干香、看一下形色，再用手揉碎茶叶，放入口中，咂摸咂摸，即可定质论价。”施老一边比划动作，一边笑着说：“我们试了几家，都基本正确，拿几个茶样请他们鉴别，他们也能毫不犹豫地说出这些茶样的相应茶号，可见其功夫之深。”

　　阿富汗主要销售编号为9575、9675两款绿茶。店铺里常可以看到小孩子来买茶。“‘请给我半斤9575’，连小孩子都知道编号，可见当时中国绿茶在市场的知名度。”

　　不仅如此，在上世纪80年代，法国销售的绿茶中，中国绿茶占据了近90%的市场。“他们主要进口的是小包装的3505一级珠茶、9271一级珍眉。天坛、万年青是当时畅销的中国绿茶品牌，影响力很大，基本上占领了当地市场，受到了当地消费者特别是阿拉伯移民的欢迎。当时这些小包装绿茶主要从上海口岸出口，曾占据上海出口绿茶总量中的20%。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数十年经过努力打造的市场受到了冲击，非常可惜。”

　　在茶叶的进出口市场中，施老也敏锐地发现了问题。尤其是在向埃及输送茶叶时，“当时也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中国的功夫红茶已经基本不适合外国人的消费口味。”施老说，当时发现，埃及多喝小包装的红碎茶，与国内的红茶相比，无论口感、工艺都差别很大，为了支援埃及，国内将功夫茶轧碎，以适应埃及市场的需要，当时还为此新兴了一个词汇——“轧碎茶”。

　　“但味道毕竟不同。就好像广东菜比较清淡、四川菜比较麻辣，换了口味会很不适应。”施老说，“正是由于发现埃及市场不适应功夫茶，我国从此开启了红碎茶的试制。现如今，基本西方国家都喝红茶，红茶约占整个市场的百分之七八十，他们的进口国多是肯尼亚、印度、斯里兰卡等。有企业家说，中国不缺茶产品，我恰恰觉得中国缺少适合国外市场口味的茶产品。我们要弄懂茶叶为谁喝以及如何让人家喝上的问题，如果能进一步考察国外红碎茶与国内茶叶的不同，挖掘品种、工艺的区别，打造适合国外消费市场的产品，将会给中国红茶开拓一片新领域。我们做强中国茶叶，应该在红茶上有所作为和突破。”

　　茶人大聚会为文化鼓与呼

　　谈起首届“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的盛况，施老笑逐颜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大陆茶文化第一次大规模的展览，“仿佛茶人的一场大聚会一般”。1989年9月10日，展示周隆重举办，参观人数达数万之众，达成了大量交易，其中签订茶叶出口合同数千万美元。

　　在一张旧照片上，一副“振兴中华茶业弘扬祖国文化”的对联位于会场正中，似乎点出了展示周的主题。“展示周的内容非常丰富，既有茶文化展示、茶品展销，还有外贸小交会。当时，国内所有产茶区的外贸公司都参加了，还有科研、教学、商检、博物馆等部门。日本、美国、英国、摩洛哥、突尼斯、巴基斯坦等几十个国家都有茶界代表前来，港澳台等地区也有代表团参观交流。”施老说，“这次展览很大的一个成果就是吸引了港澳台的茶叶界人士以及一部分华侨前来，共同探讨如何为振兴中国茶叶生产、文化而努力实践。”

　　而后在2014年，施老收到一封来自台湾的信件，正是当年带领台湾代表团前来参会的黄正敏先生所写，他还饶有兴味地回忆当时的过程，深感这份因茶结缘的情谊珍贵，愈发觉得应以茶文化来团结中华民族。

　　文化周活动也得到了政府及文化名家的支持。开幕式上，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亲临现场，为大会剪彩。赵朴初、艾青、爱新觉罗·溥杰、陈叔亮、董寿平等名家，也专为那届展示周创作书画作品，使观者感受到了茶世界的温馨。

　　“赵朴初老先生也是一位茶人，还特意去过云南等茶产地采风。他挥毫泼墨，赠予我们其书法作品给予支持，‘七碗受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至今仍非常感谢他们的支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华茶文化》一书中，如此评价本届文化周：1989年“首届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的成功举办，使茶艺活动得到很好的交流，使参加活动的33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士“乐不思蜀”。中华茶艺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此后，各地的茶艺活动如雨后春笋，并以形象化的茶文化言行，向各位爱茶人和广大群众宣传茶文化。

　　在变与不变中创新

　　施老研究认为乌龙茶在日本的兴起，是茶行业的奇迹之一，其成果的原因，值得现今的茶行业借鉴、继承。

　　乌龙茶在日本兴起的主要原因之一，即将乌龙茶变成罐装饮料。

　　“他们将天然的乌龙茶水灌装、出售。”施老说，“我到日本去，看到在公园、游乐场等地设有饮料自动售卖机，乌龙茶饮料往往由于热销而断货，它成为了家喻户晓的饮品，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欢迎。”

　　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乌龙茶在日销量为几十吨，经过这种方式销售，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销量已一跃至万吨。

　　“当时日本的十大商社，都积极和我们洽谈，争当代理商。他们感觉不经营乌龙茶会掉面子。”施老笑着说，通过中日的配合，创新成果的出炉，不仅增加了茶叶的出口份额，同时也开拓了茶叶市场的销路，延长了产业链，为现代茶行业提供启发。

　　施老在外贸经济中也会发现商机。例如，他发现孟加拉会向巴基斯坦销售一种由大叶种制作的绿茶。

　　“按理来说，由大叶种制作的绿茶不好喝，由于茶多酚特别多，常会苦、涩，不像红茶，经过发酵，能够将内含物质进行分解。我特意为此前去观察，如果在孟加拉的大叶种可以做，我们应该也可以做。后来发现，原来他们是将茶青揉捻后，在开水里泡，将单宁煮走后，再继续做茶。我把这种茶叶带回了中国，给海南、广东进行尝试，也算是开发一种新品种。”施老说。

　　“人类饮茶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与时俱进、逐步变化的。比如说，上世纪，红茶从散装茶逐步变成小包装、袋泡茶、速溶茶，外形上也从条形茶、整形茶变成了红碎茶。伴随着生活水平的不同，人们的口味也在变，茶也要在变与不变中创新。我们应当体察市场的变化，逐步改变生产和经营方式，赶上时代的变化。我们要不断改变观念、解放思想，在代代茶人的精神中承前启后，大胆创新，中国茶产业才会继续做大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