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数量较多、分布最广的一个民族，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社会各界对于回族文物的了解、研究及重视尚处于待深入挖掘的阶段。然而回族文物承载了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文化的二元属性，携西来的千年遗韵，在古老的东方大地上落地生根，造就了“和而不同”的文化品格，实为中华文明包容性、多元性的体现。本文以回族文物之典型一二，以飨读者。

公元751年，唐朝一位名为杜环的中国人在唐帝国与大食的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之战中被俘，押至阿拔斯王朝的库法（今伊拉克南部），客居12年。后在他撰写的《经行记》中，中国人首次详尽地记载了当时的伊斯兰文明。“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系银带，佩银刀，断饮酒。……不食猪狗驴马等肉，……四方辐辏，万货丰贱，锦秀珠具，满于市肆。……琉璃器皿，输石瓶钵，盖不可数算。”这段古人文字，已初现今日中国回族文物伊斯兰文化属性之端倪，由此也可见其“西来”之渊源。唐代，始有中亚、西亚各国“番客”、“胡商”大量入华，其中不乏穆斯林。及宋，外国穆斯林在华贸易有了进一步发展，如泉州、扬州等海外商贸发达之城，建有“番坊”、“番人巷”、清真寺，可见其盛。元朝，成吉思汗大军征服葱岭以西、黑海以东的中亚伊斯兰各国后，大批穆斯林被编入蒙古大军来到中国，与“土生番客”一起，被元朝政府称为“回回”，从此告别番客身份，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此前，由于穆斯林在华仅是客居，其语言、文字乃至物质生活种种，无不带有强烈的“西来”属性。以文物而论，辽墓辽塔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器，如壶、瓶、盘等，器型工艺等无不与同期伊朗出产玻璃器十分相似。而不可移动文物如清真寺等建筑，以广州怀圣寺光塔为例，始建于唐，砖砌抹灰，外观似圆柱，以葫芦样收顶，信徒拾阶盘旋而上，呼唤众人礼拜。此塔为内地孤例，但在同时期中亚以及后来北非等地的伊斯兰古代遗址中均可见类似形制“光塔”。

元代的回回人奠定了中国回族形成的基础，其“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格局，也使得“元时回回遍天下”，穆斯林遍存城乡，散居各地，逐渐融入到中华文明的洪流中。明朝对回回人推行同化政策，依史料记载，一是禁内部通婚，二是禁胡语、胡服、胡姓。这些举措加速了回族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出现了汉文译著（以汉文写就的伊斯兰典籍）等文化现象，今日之“回族”最终形成。明朝后期，开始实施闭关政策，中断了与中亚、西亚之联系，作为非本土宗教（伊斯兰教）的承载者，回族精英试图以儒家文化来阐释信仰，促使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结合起来。加之清朝政府对回族实行民族宗教压制的政策，使得回族文化属性充分体现出伊儒二元一体的特征。较之唐宋元伊斯兰传世及出土文物罕少的情况，明清时期出现了大批带有明显中国特质的民族民俗传世文物，如宗教器物、书画作品、陶瓷、铜器、生活用品等，同时内地也出现了大量中式建筑风格的清真寺。下择其典型一二，以说明回族文物之二元品格。

建筑明代以后新建、重建或改建的清真寺，几乎都采用了汉式木结构殿堂形式，包括此前作为域外式样主要特征的砖砌穹顶，也逐渐被木结构殿堂所代替，总平面采用汉族中轴对称院落组合的传统布局，建筑装饰也部分使用了汉式手法和纹样。但是中国内地清真寺仍保持了伊斯兰特色，成为回族文化的主要实物象征。以北京牛街礼拜寺为例，现存建筑奠址于明宣德年间，冠居北京明敕造清真寺之首。礼拜大殿内装饰极具中国传统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二元特性，柱间设置由阿拉伯式的尖拱转变成“欢门”，柱子和欢门全饰红地金花图案，欢门的带形门框是阿拉伯经文，余地及柱身皆为卷草和团花。天花和梁、枋则满布汉式旋子彩画，天花的彩画也是汉式，皆以青绿冷色为主，与欢门和柱子的一片金红对比强烈，非常华丽辉煌。

文献回族的古籍文献主要包括《古兰经》、《圣训》以及阿拉伯文、波斯文论著，还有各种汉文译著和碑拓、家谱等。《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在中国回族教育中极受重视，各种版本亦流传甚广。其中有域外流入的手抄本，也有中国穆斯林精心抄写而成的版本。大部分手抄《古兰经》字体优美，装帧精细，常绘有五彩描金，耗时几年才可抄就，历来为拥有者所珍视。有些手抄本则体现出浓郁的中国特色，如中国民族博物馆所藏《古兰经》三十卷，清代抄本，蓝布包封面，夹衬硬纸，墨书手抄，其阿文字体带有中国书法的韵味，扉页及首章页彩绘中国意趣的花卉图案，为伊斯兰中国化之物证。

铜器回族文物中，铜器占有重要地位，原因其一是中亚和西亚的伊斯兰国家自古善于治铜，受之影响，回族对此类物品偏爱有加；其二是香炉作为铜器中的大宗，本是中国传统陈设器，回族为彰显本民族信仰及文化品位，故将伊斯兰风格装饰引入到香炉铸造工艺之中，融合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中式阿文香炉，甚至为明清政府所用，敕造阿文铜香炉赐予伊斯兰教领袖，成为国家政权与伊斯兰教统治关系的实物表征。如甘肃省博物馆藏“嵌赤铜阿拉伯文铜香”，炉腹两面嵌赤铜阿拉伯文，一面意为“使者说”，另一面意为“最美最好地祈祷真主”。炉底刻两方铭款，一方为“大明正德五年钦赐回回掌”，另一方为“臣马大臣”。

瓷器明永乐、宣德、正德年间，大量出现仿伊斯兰器型和纹饰的瓷器，虽不能简单将其归为回族文物，但是明瓷的此种变化，却充分体现了几百年间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交流的成果，也应将其纳入回族文物研究的视野。如明中叶以后，富有伊斯兰特色的瓷器不仅量多，样式也极为丰富，故将此时穆斯林常用的盘、碗、笔山、执壶、深腹罐、炉、盒及烛台等统称为“回器”。自明至清，为广大回族所喜爱，在清初御厂中仍被生产，为“回教徒所用之三式是也”。除此以外，在明代瓷器式样中，也有回族依中国传统陈设形式而专设瓷器，如北京东四清真寺藏明青花瓷牌屏，写有阿文“清真言”，亦是十分珍贵的文物。

书画回族书画艺术源远流长，自元代以来，曾涌现出许多回族书画名家。其中以明清时代的“经字画”为个中翘楚。经字画是用阿拉伯字母组成图案，既是书法又是美术图案，除了大量阿文书法作品，有些甚至将阿拉伯文转变曲线组成花瓶，再配以中国传统的花鸟画或组成条屏、中堂，极为精巧。经字画吸收中国传统书法的表现形式，其文字内容突出伊斯兰宗教信仰，可谓中西文化交融而创造出来的回族智慧结晶。阿文书法原本为竹笔书写的硬笔书法，自传入中国后，有些回族书写者以毛笔用行、楷、草、篆等技法，阿文字体圆润流畅，自成一家。

（作者单位：中国民族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