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故事的某些细节说法不一，但可以确认的是，从王懿荣开始，一大批学者开始了对这些带文字甲骨的收藏和研究。一片小小的甲骨，无不让他们惊喜万分，刘鹗、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凭着自身深厚的学识，不仅辨识出甲骨上的文字，还通过这些文字考证了史书中关于商朝的记载。在他们的努力下，学术界开创出一门全新的学问——甲骨文研究。

王懿荣：散尽家财收集甲骨

虽然关于王懿荣最初如何发现甲骨有多种说法，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研究甲骨的第一人。而且王懿荣这个偶然的发现，也改变了甲骨的命运。1937年出版的《甲骨年表》中记载了甲骨早期被当作药材买卖的情况：“售法有零有整，零售粉骨为细面，名曰‘刀尖药’，可以医治创伤，每年赶‘春会’出售。整批则售于药材店，每斤价制钱六文。有字者，多被刮去。”因为王懿荣的收藏，甲骨从不值钱的“药材”摇身变为珍贵的研究资料，避免了人为的毁坏。

事实上，王懿荣在甲骨上看似偶然的惊人发现，背后还有很多必然的因素。这与他自身的经历和时代特色都有关。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学术名词：金石学。

金石学，就是以古代青铜器和碑石刻文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金石学作为“专门之学”始于宋代，并呈现繁荣景象，欧阳修写的《集古录》被看作是金石学专书之始。元、明两代，金石学衰颓。到了清代，金石学重新得到迅猛发展。乾隆和嘉庆时期，许多学者崇尚研究历史典籍，从天文地理到金石铭文无一不反复考证，在此风气之下，形成了重要的学术流派：“乾嘉学派”。受此影响，清代的金石学也进入鼎盛时期，不仅涌现出一批金石方面的学者，而且皇帝和一些朝廷大臣都对金石之学非常感兴趣，内府甚至从民间收集了大量金石古器。到了清末，学者们对于金石学的研究更加系统。

对“龙骨”上的纹路产生极大兴趣的王懿荣，正是清末的金石大家。王懿荣出生于山东福山的王氏家族，王家不仅是官宦世家，而且也是书香世家。王懿荣的父亲王祖源精于书法，家藏金石甚多，善于鉴别真伪，并着有金石鉴赏方面的着作。

因为家庭的影响，王懿荣从青少年时代，就对金石古物抱有浓厚的兴趣，并积累了一定的学术基础和鉴定经验。王懿荣后来往来于大江南北，对喜欢的书籍、字画、金石文物、印章、钱币、残石、瓦当无不珍藏。在成为进士之前，他就因金石学研究名满京城。吴正鉴《王文敏公遗集·序》中曾提到，“鉴别宋元旧版，考释商周彝器，得公一言，引为定论”。中进士之后，王懿荣在古物鉴赏方面更是声名远播，京城内外的古董商知其好古物，一遇有罕见之品，辄登门求售。王懿荣因为收集这些“宝贝”，有时出现手头紧张的情况，甚至要把妻子的嫁妆拿出去典卖，为此他曾写了一首自嘲诗：“从来养志方为孝，自古倾家不在钱。墨癖书淫是吾病，旁人休笑余癫癫。”

正是因为王懿荣对金石学的痴迷和深厚积累，才使得他敏锐地意识到，他偶然发现的有奇异纹路的甲骨非同寻常。经过大量的收集，王懿荣成为甲骨文的最先发现者，他也被后人誉为“甲骨文之父”。

遗憾的是，王懿荣还未对这种文字展开深入研究，即于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投井殉国。值得一提的是，这位饱学之士，同时还是一位非常有气节的忠义之士。1900年6月，在慈禧太后对八国联军宣战前夕，她任命王懿荣为京师团练大臣，以保京城安定。8月15日，获悉慈禧太后率光绪及王公亲贵往西逃跑后，王懿荣对夫人谢氏讲：“吾可以死矣！”并用楷书在纸上写下了绝命词：“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之其所止，此为近之。”绝命书写完后，他两次自杀未果，后投入庭院的水井中，壮烈殉国。时年56岁。

刘鹗：收藏五千甲骨并着录成书

王懿荣生前散尽家财购买古物，死后没留现金。为了生计，其子王翰甫只能变卖家产。此时，京城另一位对金石甲骨感兴趣的有识之士，买下了王懿荣遗留的大部分甲骨。

这位“慷慨解囊”的不是别人，正是后来写下《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在买入王懿荣收藏的1000余片甲骨后，刘鹗自己也开始购买甲骨，最后总共收集5000余片甲骨。随后刘鹗开始独立研究，他将甲骨上面细小的字迹拓印下来，并整理分类，挑出精细者拓印成1058片，在1903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甲骨文书籍《铁云藏龟》六册。

“铁云”是刘鹗的字，“藏龟”则是他收藏的甲骨。这部书成为我国着录甲骨文字的第一部专书，其重要意义在于，它将甲骨文由只供少数学者观赏的“古董”变为广大学者研究的资料。1904年，《铁云藏龟》出版后不到一年，晚清着名经学大师、教育家孙诒让，正是在《铁云藏龟》的基础上，对甲骨上面的文字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考释其形义，写出了《契文举例》二卷，为甲骨文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有趣的是，刘鹗一生中最重要的两部着作《铁云藏龟》和《老残游记》，都是在1903年诞生：1903年6月至11月，刘鹗写完了《老残游记》的第一回至第十四回，同年九月，《铁云藏龟》印成。刘鹗能够在文学与甲骨研究上“左右互搏”，这与他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

刘鹗出身官僚家庭，但不喜科场文字。他承袭家学，致力于数学、医学、水利、音乐、算学等实际学问，并纵览百家，喜欢收集书画碑帖、金石甲骨。

同治十年（1871年），15岁的刘鹗随父至河南，直至25岁因其父告病辞官，才返归淮安。28岁时，他在淮安南市桥开烟草店，年底倒闭。29岁，刘鹗在扬州挂牌行医。31岁，刘鹗又来到上海开设石昌书局，为中国石印之始。同年8月，郑州发生洪灾。第二年，32岁的刘鹗印完父亲刘成忠的遗稿后，停办石昌书局，赴郑州帮忙治理洪灾。34岁时，因为治理黄河有功，刘鹗一时享有盛名。他在测绘基础上，绘制出《豫、直、鲁三省黄河图》，并出版了《历代黄河变迁图考》，刘鹗也被世人看作奇人。

光绪二十年（1894年），38岁的刘鹗再次回到淮安。在淮安一家碑帖店，刘鹗与小他9岁的罗振玉（字叔蕴，号雪堂，晚清国学大家，敦煌学创始人，甲骨文研究的奠基人）初次见面，有着共同爱好的两人，由此开始了数十年的交往。两人在学术上的交往不仅促进了甲骨文研究的极大发展，而且两人之间的友谊也给后世留下一段佳话。

1895年，刘鹗将当时还比较穷困的罗振玉招致家中从事家馆，教授刘鹗子嗣。罗振玉之前在山阳刘氏做家馆时，“岁修两万钱”，而刘鹗给他“岁修八万”，可见刘鹗对罗振玉的器重。1901年罗振玉在湖北任农局总理兼农校监督，王国维、樊炳清任教员，他们创办了一本名为《教育世界》的杂志，刘鹗还特意汇款五百元给予经济上的支持。

1902年，罗振玉在上海见到刘鹗所藏的甲骨墨本，大为惊叹，称“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敞）、杜（林）、扬（雄）、许（慎）诸儒所不得见之文字”，劝刘氏编印《铁云藏龟》且代为撰与序文。1903年，《铁云藏龟》出版，罗振王、吴昌绶（近代藏书家、金石学家，曾藏宋本《东京梦华录》）以及刘鹗自己均撰写了序言。

1907年，刘鹗的《老残游记》开始在《天津日日新闻》连载。1908年，刘鹗与朝廷官僚发生纠纷，多年前他在北京将沙俄官兵不用的粮食买来救济北京城里难民的事，被重新翻出，刘鹗被冠上“通洋”的罪名，被发配到新疆。1909年，刘鹗在新疆中风去世。

1915年，罗振玉出版了《铁云藏龟之余》，在自序中表达了对好友刘鹗的深切怀念。“予之知有贞卜文字也，因亡友刘君铁云……选《藏龟》所未载者得数十纸，为《铁云藏龟之余》，以旌君之绩，以慰君于九泉。”

罗振玉：发现甲骨出土之地——安阳

罗振玉祖籍为浙江上虞，1866年，他出生在江苏淮安。罗振玉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一位十分特殊的人物，在诸多学术领域中，他有着开创之功和奠基之劳。但后来罗振玉以清朝遗民自居，追随末代皇帝溥仪，并出任伪满洲国监察院长。他的这样一段历史也多为后人诟病。不过，在政治上的“失足”，并不能否认他对中国历史研究和传统文化保护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1902年，自从在刘鹗的家里接触到刻有上古文字的甲骨后，他就对此特别留意。1907年，罗振玉进入清朝学部后开始收藏甲骨，并深感其珍贵，为此大量搜求，个人毕生收藏甲骨达三万余片。

罗振玉在甲骨文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则是探明了甲骨出土之地：安阳小屯村。甲骨自受到收藏家及学者的注意后，古董商为了谋取高利，隐瞒了真实的出土地。罗振玉为了找到甲骨的真正出土地，数年之间多方探询，终于在1908年得出甲骨确切的出土之地在河南的安阳洹滨的小屯村。之后他于1909年和1910年两次派胞弟罗振常和妻弟范兆昌去安阳小屯村收集甲骨，“虽龟屑不令遗。”

有了大量的甲骨，罗振玉开始了系统的考证甲骨文，在1910年出版的《殷商贞卜文字考》中，他释出单字近三百个，1915年在《殷虚书契考释》中释出单字近五百个。1916年，他还将未识别的卜辞中的千余字编成《殷虚书契待问编》，供大家探讨。

1920年，年逾五十的罗振玉寓居天津，由于对甲骨文研究的逐渐深入，此时的他在书法上风格为之一变，由篆而人甲骨，不断临写揣摩，并用考释的甲骨文字编集楹联，短短的3天时间，居然撰写了一百多副对联。1921年，罗振玉将这些楹联整理成《集殷墟文字楹联》，由此开创了甲骨文书法。

罗振玉在抢救、保护古代文物和文献上的贡献，除了收藏整理甲骨，最令后人津津乐道的，则是罗振玉将内阁档案从书摊上三倍高价买回的故事。

1909年，清朝内阁大库突然崩塌一角，有人奏称，大库中无用旧档太多，请予焚毁，朝廷居然同意了这个请求。恰在此时，内阁大学士兼学部大臣张之洞打算成立京师图书馆，特地委派罗振玉到内阁大库挑拣书籍典册。罗振玉紧急上奏请求保存这批待销毁的档案，最终这些档案获准交由学部图书馆管理。1921年前后，北洋政府财政艰窘，便命令历史博物馆将放置在故宫的档案分两次作为废纸卖出。一天，罗振玉赴京办事，偶尔发现有人在书摊上出卖《洪承畴揭帖》和《高丽王进贡表》等古籍。追寻之下，他得知早先抢救下来的“大内档案”被卖了。在又气又急下，他当机立断，以三倍的高价一举买回了这批档案。

王国维：用甲骨文考证《史记》

在提及罗振玉的甲骨文研究时，不得不提到另一个人：王国维（1877-1927）。他们曾是莫逆之交，相互扶持，并各自成就了流传后世的学问。

20世纪初的上海，是各种新学与新知汇聚的地方。22岁的王国维在汪康年、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任抄写与校对。此后不久，《时务报》因言辞激烈被查封，主办东文学社的罗振玉因赏识王国维的才华，便让王国维到东文学社学习日文兼做杂务，此后的交往中，对彼此才能都很欣赏的两人也迅速成为至交。

1911年11月，罗振玉和王国维联袂东渡日本。罗振玉将他收藏的图书、甲骨器物带到了日本，王国维的兴趣本来在西方哲学，到这时转向了国学。也正是在这个阶段，罗振玉和王国维开始了学术上的讨论和思想上的真正交流。他们都对甲骨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不过，两人的研究侧重点略有不同，罗振玉比较倚重对甲骨文的释析，而王国维则是通过这些文字的背后来考证殷商时期的社会历史。

西汉司马迁所着的《史记·殷本纪》中，记载商朝第一位国君成汤居住在一个叫“亳”的地方，王国维从甲骨卜辞所刻的200多个地名中，找到了包括“亳”在内的“雍”、“曹”、“杞”等8处地名。后来，王国维写出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不久，他又写出一篇《续考》。在这两篇着作中，王国维考证了王亥、王恒、上甲等先公先王，证明史书的记载大体不误，还纠正了《史记·殷本纪》中报乙、报丙、报丁等在排列次序方面的错误。

王国维做学问的最大特点，是不局限于甲骨文字本身的研究，还把古文字学与古代史一起研究，充分利用最新的甲骨材料，去对照历史，他创造并完善的研究方法“二重证据法”，对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影响深远。

1916年，王国维回到国内。3年后，罗振玉也从日本回国。回国后，罗振玉为了在政治角力中胜出，力邀王国维加入朝廷，但王国维无意于尔虞我诈的官场，多次拒绝了罗振玉的邀请。于是两人之间开始出现裂痕，再加上因为儿女结为亲家后生活琐事上的纷争，最终导致两人分道扬镳。1927年，五十知天命之年的王国维在昆明湖沉湖自杀，当罗振玉听到噩耗后，沉痛地说道：“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

在王懿荣、刘鹗、罗振玉以及王国维等人的努力下，中国甲骨文研究呈现蓬勃发展之势。1928年至1934年，另一位甲骨文研究学者董作宾8次主持或参加殷墟的发掘，他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将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划分为5个时期，使甲骨文的研究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上世纪20年代，在日本流亡的郭沫若，也积极从事甲骨文研究，出版了《卜辞通纂》等书籍，晚年他主编的大型甲骨文汇编《甲骨文合集》，被誉为新中国古籍整理的最大成就。

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字彦堂）以及郭沫若（字鼎堂）四人因为在甲骨文研究上的巨大成就，被誉为“甲骨四堂”。着名文字学家唐兰在《天壤阁甲骨文存》序中说：“卜辞研究，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

补白

“甲骨文”名称的由来

在最开始的研究中，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等学者对甲骨文的叫法均不相同。

甲骨文是以龟甲和兽骨组成的，字就刻在这些龟甲和动物骨头上。最初的收藏研究者，直接以质料来命名。刘鹗因为买到的龟版居多，所以就称甲骨文为“龟”。孙诒让称“契文”，是因为这些文字是用刀刻的，这是按文字书写的方法命名，罗振玉的书也叫《殷墟书契》。再有就是按照甲骨文的内容命名，因为上面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在祭祀占卜，所以罗振玉有一本书叫《殷商贞卜文字考》，“贞”在商周两代的意思，就是占卜。

上世纪20年代初，陆懋德发表了一篇《甲骨文之发现及其价值》的文章，这是“甲骨文”这3个字第一次出现。1924年容庚的《甲骨文之发现及其考释》及1925年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中，“殷墟甲骨文字及其书目”部分等均沿用了这一称呼，1930年董作宾的《甲骨文研究之扩大》，1931年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等也都以甲骨文命名其书或其文。甲骨文这个叫法，从此广为人们接受。

甲骨文怎么认？

甲骨文与商代的占卜活动密切相关。甲骨问卜的主要人物有3个，分别是需要占卜的商王、贞人和卜人。先由贞人问卜，说明卜问的内容；然后再由卜人用烧红的木炭之类的东西在甲骨钻凿处烧灼，使其在正面出现卜字形裂纹；最后由商王很据卜兆的形状判断凶吉。

甲骨文有完整的内容和形式，分为四个部分，它一般包括叙辞（叙述占卜的时间和占卜的人物）、命辞（记录所卜问的事情，是卜辞的中心部分）、占辞（记录观看兆辞的人根据卜兆判断凶吉的预言）、验辞（实际应验的结果）。

甲骨文中“画成其物”、有形可象的文字很多。

在象形的基础上添加一定的符号以表达比较抽象的概念，反映无形可象的比较复杂的事情。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体象形字或指事字组成的文字，大多是会意字，义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