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连起

我国市场规模巨大，对合作伙伴有较强的吸引力。2014年经济增量达到8000多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这一增量超过中等发达水平的土耳其等国2014年全年GDP总量；我国每年货物进口额为2万亿美元左右，约相当于世界第十大经济体的经济总量；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旅游输出国，2014年出境游超过1亿人次，海外消费额达1648亿美元。这些数据表明，我国仍然拥有极具开发潜力的市场，成为吸引合作伙伴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国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人力资源丰富。我国每年的大学以上学历毕业生超过700万，高素质人才队伍业已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

我国在拓展新兴市场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许多新兴经济体正加快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园区发展是重点。我国在这些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经形成了完备的工业体系和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由于处于同一发展阶段，消费和技术偏好相似，我国在拓展新兴市场方面具备更强的竞争力，这一优势有利于我国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过程中保持平稳发展。

适应新常态需要新思路和新方式，需要激活经济中的巨大潜力，积极培育发展新动力。一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尚未结束，地区发展差距大，发展空间广阔。2014年我国城镇人口所占比重为54.8%，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还有大约2.6亿农民工需要转变为市民，7000多万需要脱贫，1亿城市棚户区住户需要更新。二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潜力巨大，不少领域仍存在开放不足、准入不公平的问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三是我国拥有全球最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配套能力。据相关统计，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工业大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而且不少类别的规模达到全球领先。四是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经济体，在新一轮信息技术带动、改造传统产业的进程中，我国经济将具备不可比拟的优势。五是我国具有全球最大、成长最快、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这将为产业发展和创新提供最好的空间。六是随着国家实力增强，我国将积极参与新一轮全球分工，主动倡议、参与和推动新一轮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改善，在更高水平、更高层次开放中获取新的机遇，为我国经济发展争取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从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全局工作看，“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做的比较充分，而“自下而上”的基层实践却没有跟上来，各地方各部门落实中央经济发展政策措施存在“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推动文件、以语言应付语言”的突出现象。

面对增速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倒逼形势， 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积极鼓励支持基层先行先试，大力培植“咬定目标不放松、立根国家政策中”的鲜活实践典范。过去一段时间的症结在于，一碰到实质性困难，就呼吁顶层设计；一讨论顶层设计，基层就等待细则方案出台。事实上，条件成熟的改革，推一把即可出台；条件不成熟的改革，可以就不同方案试点再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一再证明，从基层做起，往往有巨大空间。要聚焦具体问题、具体步骤、具体政策，细化措施、细分责任、细排时间、细对难点、细研效果。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把基层改革创新中发现的问题、解决的方法、避免的风险、蕴含的规律及时形成理性认识，充实丰富顶层设计。鼓励地方、基层、群众大胆探索、先行先试、谁好用谁，形成“自上而下”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基层创新耦合联动的新格局。

二是加快建立与基层改革实际需要相匹配的绩效导向考核评价体系。要针对基层工作特点和难点，运用正向激励方式，完善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推动职能下沉、人员力量下沉，俯下身去，连接基层，倾听民声，吸取民智。营造基层共谋创业创新、政策助力创业创新的制度环境。创新创业是经济下行压力下聚焦发展的新钥匙、新动能，各地方各部门要在基层探索中发现可复制、可推广的“双创”经验，中央层面加以总结推广，以期标杆引领、遍地开花。

三是加快构建鼓励基层实践探索的国家工作人员权责体系。建立事权、人权、财权相匹配的“齿轮对接”、同频共振机制，增加基层人员编制（中间层缩减下沉）和财力投入，确保放下去的权责任务接得住、管得好。深化细化相关规定（清单），明确改革过程中基层干部的权限范围，以及因改革引起的哪些行为可以免责。既鼓励创新、表扬先进，也允许试错、宽容失败，营造“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浓郁氛围。让“不想作为、不愿作为、不会作为”的人没有上升通道，让“敢创新、敢担当、敢负责”的改革者脱颖而出。积极释放见贤思齐、务实创业的指导信号，对心向改革、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干事创业者，给予推迟退休年龄的褒奖激励。

四是进一步实施第三方评估和定向督查的常态化、全覆盖。从跟踪评估、重点督查、责任认定、问责追究、媒体披露等关键环节入手，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发挥社会舆论和第三方评估督查有效制衡作用。将评估督查中发现的会抓工作、执行力强的优秀干部，或工作推进不力的“反面典型”，提供组织人事部门作为选拔任用、奖优汰劣的表现依据，推动评估督查由单向问责向双向激励转变。实施“督查的再督查”，严肃执纪、决策修正，对于财政资金已经拨付、条件基本具备但迟迟不开工的项目，不折不扣地及时收回沉睡资金、调减明年预算中的专线转移支付，倒逼地方政府改革。

五是打通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之间的“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当前承载顶层设计的领域具有综合性并形成基层实践探索的“交集”，必须完善务实高效、调研为先、试点支撑、联合攻关的改革推进机制。对于标志性、关联性的改革举措，建立跨部门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加强预研预判、对接问题、会审会签、跟踪检查、落地评估、管控风险，消除“中梗阻”，突破“改隔墙”！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内部控制委员会委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