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一词在古籍中用得很多，都是指各类学校。如《周礼·春官·乐师》有云：“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这是指国家级学校。南唐李氏朝廷办“庐山国学”，又称“白鹿国学”，是指白鹿洞书院。历代国家级学校的称谓变化很多，如太学、国子学、国子寺、国子监、国子学等等，至清光绪年间始设学部，才有了现代称谓。所以“国学”一词，以现代学术眼光来审视，其内涵和外延还都在讨论中。

《隋书·经籍志》将古籍分为经部、史部、子部、集部、道经、佛经六类，后来人们习惯取前四种，确定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更确立了以经统史的意识形态，影响直至近代。但即便是六部分法也不能算是今天所谓的“国学”的全部内容，因为这六部仅仅是“主流”学术，那些对历史文化发展起着巨大作用的民间思想文化并未包括在内。至近代，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史学、哲学、文学大致与经史子集四部中的史、子、集三部相对应，而经部的文本被文、史、哲等学科拆分，但研究方法和解释取向与经学迥异。这种拆分固然有其现代的学理依据和优势，但往往又自设藩篱，学科的行政划分更是强化了这种隔离。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则是一个完整的有着内在联系的系统，学者游走其间，可以将其内在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因此，提倡“国学”概念，极有必要。

当然，“国学”一词更是置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背景上的，这个背景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一以贯之，从未中断；二是中国文化无比丰富灿烂，有其自身的特点、价值和规律；三是要从传统中汲取文化动力走向未来。在此基础上，不一定能马上得出“国学”是什么，但我们由此可知“国学”不是什么：

“国学”不是传统学术的简单复活，即便是传统的“以复古为革新”的方式在今天也不适用，因为今天毕竟与古代历史有天壤之别，复古不会被接受。

“国学”不是所谓的“以现代眼光来审视古代文化”，因为历史雄辩地证明这种方法往往有削足适履之弊，把许多优秀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国学”不是一门研究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学科，这是德国汉学家佛兰阁关于汉学的定义，这种无原则的宽泛自身就消解了“国学”作为学科和学术的意义。西方汉学从根本上讲是由基督教文明所发起的与中国文化的对话。

“国学”不是中国古典学。古典学是依据古希腊、罗马文献来研究那个时期的历史、哲学、文学的学科，如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都设立了古典学系。古典学是研究他人、研究历史，而“国学”是我们在研究自己，研究历史和现在。

“国学”的概念虽难“确定”，但“国学”的精神似可描述。如中国文化精神是反对封闭和保守的，这种文化精神支持以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为根本，自觉走出传统中国学术境域，主动与其他文化进行融合，从而不仅为中国也为世界提供有益的精神资源，应该成为“国学”的应有之义。

说到“国学”的精神，章太炎在《国学讲习会序》中的疾呼最为让人动容：“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今日读来，胸胆犹为之开张，使人不禁想起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言。清代著名学者龚自珍在其史学理论代表作《古史钩沉》中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反之，欲兴其国，欲整纲纪，欲建人才，必先举其史，兴其学。“国学”之精神，庶几在此。

“国学”是“术”，但首先是“道”。近年来，随着对国学的提倡与推广，“国学”正以各种姿态呈现在我们面前，各种国学教育、国学书籍日渐普及，一些弊端也有所显现。且不说伪“国学”有增长之势，就是真“国学”，也有化“道”为“术”的趋势：背诵古文、咏读诗歌，学习经典却不能会通真意，体认深情，便无所谓学习“国学”；习字、练画、抚琴、下棋，若不能感悟生命情调，也无所谓精研“国艺”。而这些，我认为，可能会沦为“以邀时誉”的一技之长，与“国学”本义并不完全吻合。

（作者系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