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评论员：今天（3月7日）有媒体报道说，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山西团开放日说，山西119个县市区，去年财政收入最少的3300万；财政收入排在山西省后9位的县都是贫困县，这9个县财政收入加在一起是6.07个亿，而山西查处的一个副市长贪腐金额就达6.44亿，超过9个贫困县去年一年财政收入的总和……

反腐行动开展以来，官员贪腐数额的记录不断被打破。县级官员、市级官员、省级官员贪腐数额富可敌县、富可敌市、富可敌省的消息时有传来。实话说，6亿、7亿的贪腐数额即使于普通人的感官而言，已经没有太大的冲击力了。

上述报道称，王儒林还举例说，去年山西查处了一名省金融机构党委书记。这名党委书记在给企业贷款时，要求企业按政策付息之外，还要以贷款总额的2%顾问费支付给她控制的公司。不仅如此，这名被查的党委书记还以银行的名义发起成立基金会和飞行俱乐部，挪用基金会和俱乐部的资金到自己的公司，非法获利。她组织了12家企业，花3.9亿从国外购买公务机。此外，该官员平时生活奢靡，长期从韩国空运牛奶……

王儒林为此举出的另一个例子是山西省政府一个厅长贪腐的过程：一个该厅长陌生的老板求其办事，在厅长犹豫之时，这个老板从桌子上拿了一张纸递给厅长，纸面上写着：给你3000万干不干？厅长看后，老板收回纸张，塞到嘴里，把纸吞进肚中。厅长一看，此人办事牢靠，遂答应老板全部条件，事后收到了3000万贿款。

而上述富敌9县的副市长，贪腐起来更是气度非凡。据王儒林介绍，这个副市长在北京看中了一套1420万元的别墅，马上打电话让一个老板专程到北京付款为其买下这套房产；在海南游玩时，又看中了海南的一套房产，当即让“随行”老板为其付款买下。对那些扭捏不肯“出血”、或是掏钱不痛快的老板，该副市长则处处设障，百般刁难：有企业投资建矿，迟迟没给副市长干股钱，两年半的工期生生被拖至8年还没建成；老板想转手项目，副市长同样设障转手，最终老板向副市长支付了上亿元才得以转手。

像上述山西省某金融机构党委书记（董事长）、某厅长和某副市长这样的官员，不过是被揭露出来、且被公开了其部分贪腐细节的个别贪腐官员，其他贪腐官员与这几个官员相比，想必只是官职高低、权力大小不同而造成的贪腐机会和贪腐数额的差别，论其贪婪本性和贪腐行为来说，则无实质性差别。

为什么官员一就官位、一有权力，就贪性毕露，贪腐行为无底线、贪腐数额无上限地搂搂搂、贪贪贪？为什么点（金融机构）、条（厅）、块（市）不同岗位与级别的官员都“不约而同”地以公共权力谋一己之私？其实答案很清楚，那就是不以权力制衡权力、不以制度约束官员，无约束的官员和没有制衡权力的结合，其结果就一定是深重难治的腐败。

没有健全的制度，腐败的势头有可能因一时的高压而减弱甚至消停，但是，古今中外的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权力的本性只服膺于权力制衡的制度，官员的行为只有在严密的制度下方可得限。今天另有媒体报道说，现在反腐是“上面九级风浪，可基层个别地方或纹丝不动或波澜不惊……”这个现象，正说明了健全制度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