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薯又称番薯、金番、红薯、地瓜等，它是我们家乡常见的农作物。记得小时候，一日三餐不可无此君。如果不是有甘薯，恐怕我们就会挨饿。出于对甘薯的情感，我一见《金薯传习录》就忍不住手头发痒，迫不及待地买了回来。

《金薯传习录》系清人陈世元（乾隆年间贡生）编辑，因甘薯系陈世元的祖先陈振龙从海外传入，由福建巡抚金学曾推广种植，在当时收到了疗饥救荒的效果，人们感念金学曾的政绩，故将甘薯命名为“金薯”。《金薯传习录》分为上、下二卷。上卷摘录史籍志书中关于甘薯的各种记载，汇集了明清时期推广种植甘薯的禀帖和官方文告，还有海内外甘薯种植、管理、储存和食用的经验方法等，如：“地宜松耕过，经起町高四五寸，春分后取薯种斜置町内，发土薄盖”，“约七分在町内，三分在町外。町内者结实，町外者滋蔓”。这些都是来自客观实际的生产经验和生活常识，在广大农村，这些切实有效的经验和知识很多还被广泛地应用着。

此书卷一收录了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六月《元五世祖先献薯藤种法后献番薯禀帖》、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青豫等省栽种番薯始末实录》等文献，记述了福建华侨陈振龙将甘薯种从海外传入国内的经过，文字简洁生动，颇具史料价值。其中明万历二十一年六月的禀帖有“尤幸本年五月中开棹，七日抵厦”等语，说明陈振龙是在明万历二十一年五月中旬携带甘薯种回国，在船上漂泊7天后抵达厦门的。这就揭示了甘薯种从海外传入国内的确切时间和具体经过，解决了农学史上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虽着墨不多，却尤为珍贵。

关于甘薯从国外传入还有另外的两种说法：一是明万历年间广东吴川林怀兰从越南传入，一是明万历年间广东东莞陈益从越南传入。前者有清道光年间的《吴川县志》及“番薯林公庙”为证，后者以清宣统年间的《东莞县志·物产·薯》所引《凤冈陈氏族谱》为证。这两种说法都有所依据，不能否定。但相对而言，证明陈振龙从吕宋传入甘薯的是一部确凿完整的农学专著，书中既有当事人陈述事件的禀帖，又有官方考察审批的文件，更有地方志书的记录，可谓资料详实，因此更为可信。

《金薯传习录》下卷汇集了有关甘薯的诗词歌赋，包括赋、颂、五言古体、五言排律、五言律诗、七言古体、七言律诗等，凡75首（篇）。作者大多是没有显赫声名的封建官吏和文人，所写诗文主要着眼于甘薯的质优高产，对土壤、肥料要求低，易于大面积种植；抑或吟诵甘薯味道甘美，功同五谷，可佐饥馑；同时也讴歌了陈振龙传入甘薯的功勋和金学曾推广种植甘薯的德政。兹录署名黄名香的《咏金薯》一首以见其概：“一自珠崖到海滨，蔓山遍野总相因。托根得地能蕃衍，结实随时任屈伸。甘比水芝堪佐酒，功逾山药可疗贫。南邦处处传佳种，荒歉常供世上人。”此诗谈不上脍炙人口，然用大雅之体抒写至俗之物，又朗朗上口，自然率真，别有一番情趣。

根据考证，《金薯传习录》自乾隆年间编辑成书，之后至少刻印过三次，每次刻印的数量也不少。可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此书的全本只剩下两部：一部藏于福建省图书馆，另一部藏于南京图书馆。其存世稀少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种：一是甘薯作为一种易于种植的农作物，一经掌握便可口传心授，无须进行理论指导；二是种植甘薯的都是不识字的老百姓，他们看不懂《金薯传习录》，没有阅读保存此书的必要；三是封建时代“遵孔读经，科举至上”，鄙视生产科学知识，《金薯传习录》学得再好也不能中举当官，更不能光宗耀祖。因此，《金薯传习录》也就得不到人们的重视和爱护，甚至面临着失传的危险。

1981年，农业出版社为了保存和推广祖国农学的善本珍籍，决定有计划、有步骤地编印《中国农学珍本丛刊》，并依照原书的式样影印出版，《金薯传习录》（据福建省图书馆藏本影印）即为其中之一种。笔者购存的《金薯传习录》为精装32开本，与朝鲜古农书《种薯谱》合订一册，1982年第1版第1次印刷，印数2800册。对于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和庞大收藏群体的国家来说，2800册不过是九牛之一毛，因此笔者的收藏虽然只是个影印本，但亦颇为自珍。（陈伟军 陈鸣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