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东省高院披露了一份判决书，广东省粮食局原副局长骆裕根（曾任广东梅县县委书记）受贿、滥用职权一案，已终审获刑12年。在一宗土地交易过程中，骆裕根及时任广东省财政厅工贸处处长危金峰（后任省财政厅副厅长）利用公权力，让企业吃了哑巴亏。在得知华银集团董事长陈某不愿意做这笔赔本买卖时，骆裕根很生气地说，“我们给了他一大筐花生，现在就拿回一两个，他居然也不愿意”。（3月13日信息时报）

骆裕根的“花生论”说得既形象又“经典”，但却使贪官曲扭的心理暴露无遗。

“花生论”暴露出贪官的哪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理呢？首先是以恩赐者自居心理。本来，政府以招拍挂的方式出卖土地，以招投标的形式让企业获得工程项目，完全属于市场交易行为，尽管企业可以从中获取可观的利润，但并非是政府的一种恩赐。骆裕根称“我们给了他一大筐花生”，显然是以恩人自居，颇为荒谬。其次是从企业获得好处理所当然心理。骆裕根把“拿回一两个（花生）”，看作很正常。这正如一些贪官被查后在忏悔书中所说的那样，“当时收钱时曾认为，我让老板获得项目赚了那么多钱，孝敬我一点还不应该吗？”此外是把原则不当回事儿心理。官员的头脑里一旦充斥人情和金钱，党性原则、是非曲直便丢到了脑后。本来，危金峰作为公职人员，成立公司、倒卖土地是违法违纪行为，作为县委书记的骆裕根，非但不抵制，反而为其大开绿灯。结果，在骆裕根的干预下，华银集团以650.7万元的低价将华银新区1+2地块转让给危金峰的新都公司，而那幅土地当时的市场实际价格为1673.464万元，造成华银集团经济损失1022.764万元。此后，危金峰又以人民币2300万元的价格出让，空手套白狼获利1600多万元，骆裕根则从危金峰那里得到50万元的“好处费”。由此看来，骆裕根的“花生论”，说到底还是为自己谋取非法之财寻找理论根据。

骆裕根的“花生论”尽管十分荒谬，但也不乏捧场者。为了让华银集团董事长陈某将现有土地分一块卖给危金峰，骆裕根指派梅县副县长温某和国土局局长谢某做陈某的工作，陈某对此很生气，温某于是做他的工作说，“书记的话一定要听”。显然，无论那位温副县长也好，还是那位谢局长也好，对骆裕根言听计从，大概主要是畏惧“一把手”的权力，但可能同样对“花生论”表示认同。

反腐败斗争是一场错综复杂的较量，贪官们以散布谬论混淆视听更增添了这种复杂性。诸如，“不收钱会被人耻笑为神经不正常”、“不花钱当个小科长叫我看看，真有那本事，我喊他大爷”、“当干部就是为了搞点钱”等等。骆裕根的“花生论”，又为贪官“雷语词典”增加新内容。然而，骆裕根、危金峰正是由于吃了不该吃的“花生”，断送了自己的前程，教训不可谓不深刻，也为廉政课堂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反面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