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弃医从文的经历被人们所熟知，然而他的学医经历在诸多作品中的体现却不常为人注意。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凌孟华在论文《“我自己是学过医的人”》中，分析了郭沫若是如何把学医经历融入文学作品的。

郭沫若的作品多次出现“我自己是学过医的人”一句，他在《赞天地之化育》中写道：“我自己是学过医的人，我对现代医学十分敬重，我觉得这是对于人类幸福最有直接贡献的一种科学。”他还在《痈》一文中说：“我自己也学过医，医生所说的话我自然是明白的。”他甚至在自己的日记中也常提到学医经历：“负卫生行政的责任者瓦西列维奇博士，他听说我学过医，便和我特别亲密，一面为我陈述既往，一面又为我指示目前……”（《苏联记行》1945年7月9日）

郭沫若不仅在作品中多次提及自己的学医经历，而且他所创作的文学形象和场景情节也有不少医学的痕迹。

小说《王昭君》中，太医为王昭君的母亲诊断时说：“腹部虽有微温，心窍已不鼓动，脉是停了，额是冷了。虽有扁鹊在世，恐亦无力回天。”诊断结果很详细，而且有医学依据。在电影文学剧本《郑成功》中，郭沫若不仅设置了多位医生角色，而且专门设置了一堂解剖课的情景，其中还详细地介绍了解剖知识，他甚至细致地讲述了医生对“在田里割稻子的时候突然病倒”的户官杨英进行诊断时，如何检查瞳孔反映、口腔黏膜、颈部反映等细节。

所有关于医学的内容和情节并不是郭沫若信手拈来、凭空想象的，而是他将自己所学融入到了文学作品当中，他也曾在《〈孔雀胆〉后记》中说：“这些都是可能的，而且我是有根据的。”正是郭沫若作品中的诸多细微之处，体现了他医学专业知识的丰富。（文/李一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