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以来，青年学者江绪林、“天才史学少年”林嘉文因抑郁自杀，将抑郁症患者境遇带入公共视野。据新京报报道，我国各地抑郁症患病率在1.6%-4.1%之间，但目前仅有精神科医师2万多名。而抑郁症治疗市场则乱象丛生，出现养生美容专家“坐堂”治疗抑郁症、心理咨询师违规介入等；医生、家庭和社会组成的“治疗联盟”，也处于缺失状态。

“用宇宙能量去掉体内不和谐信息”、“不打针不吃药，一个月内就可康复”……当前抑郁症治疗市场的乱象让人触目惊心。然而，治疗环节的弊病，不过是抑郁症作为社会“问题”当中的一环。此前早就有专家表示，抑郁症2020年将成为仅次于癌症的第二大杀手，但无论是社会对抑郁症的认知水平，还是相应的医疗救治、公共干预力度，都远未能匹配其严重性。

在公众舆论中，抑郁症一度有着形而上的色彩。江绪林、林嘉文自杀，不少人大谈其背后形而上的原因，而对抑郁本身的病理本质避而不谈，这浪费了名人抑郁案例本可带来的常识普及机会。这还只是抑郁症被误读的冰山一角。更多的抑郁症患者，可能长期生活在社会误解乃至歧视阴影中。

社会对抑郁症的认知滞后，呈现出两种显而易见的副作用。一是，抑郁症的“疾病属性”长期得不到正视，动辄被“精神病”概念捆绑着遭歧视，这种歧视客观上加剧了患者生存环境恶化；二是，对抑郁症患者的公共救助，包括对抑郁症患者互助组织的援助、专业救治人才的培养等都很匮乏。

在专业救助上，当前我国有着60万之多的持证心理咨询师，但并未有效纳入专业的医疗机构当中。这背后，主要还是社会对疾病范畴内的抑郁症科学认知与信息掌握存在严重脱节。一个细节是，当前我国连抑郁症患者的基础性普查诊断数据都缺乏，这决定了，抑郁症患者对于治疗资源的真实需求，很难准确传递到“供应端”的改善上去，从而出现“结构性”的资源紧缺，如心理咨询未能升级为专业的抑郁症诊断力量。

由于抑郁症治疗的长期性、反复性及治疗费用高企，很多患者要么导致出现“病急乱投医”，要么“自生自灭”。基于此，将抑郁症救治全面纳入医保范畴，并普及公益性的心理咨询部门，或将缓解抑郁症治疗率低下的问题，也利于抑郁症的“去神秘化”。据媒体报道，当前我国精神卫生投入占卫生总投入的比重仅为1%，而有些国家为20%，说明相关的投入亟待“挖潜”。

公共救治体系补缺不可或缺的一环，还有抑郁症常识的社会普及。像日本在2009年就推出一套防治中学生抑郁症的视频教材，很多学生由此开始重视个人心理疏导。在抑郁症呈低龄化趋势的今天，这项措施尤显必要。

让抑郁症和抑郁症患者走到阳光下，而非为失范治疗市场所祸害、为歧视所困，已不容再回避。无论是宏观上全面摸底中国抑郁症患者的信息档案，还是加大对抑郁症治疗资源的投入和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补全孱弱的救治、康复医疗体系，都迫切需要公共部门的“觉醒”与行动。据了解，抑郁症防治已列入全国精神卫生工作重点，而列入重点之后，更要有切实行动，去还上我们对抑郁症患者关怀不够的道义欠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