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网络应用的广泛普及，“互联网+”、宽带中国、大数据等日益成为全社会创新发展的驱动力量。为培育我国发展新动力，开拓新空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分享经济，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

郑惠强

然而，随着我国由“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迈进，一些瓶颈问题逐步暴露出来。一是核心能力与战略部署不匹配，在网络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核心技术、安全保障能力等方面的支撑严重不足。据统计，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仅为30.1%，远低于城镇的64.2%；银行、证券、海关等重点领域中的信息操作系统、数据库、服务器等基础产品的国产化率不到30%，高端芯片严重依赖进口。二是管理模式与跨界创新不相适应，存在缺位、错位和冲突现象。许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长期处于失序和不规范的状态，而跨界创新使得部门监管相互交叉，形成多头管理，各地方的政策不一，甚至形成条块冲突、地方利益冲突，行业发展与创新活力受到抑制。三是立法进展与产业发展存在脱节，基本法缺失，专业法过时。我国网络社会已然形成，但至今缺乏有关网络社会和信息化发展的基本法规。同时，现行的《电信条例》已颁布15年，与迅猛发展的通信技术严重脱节，数据保护、信用管理、网络安全等网络发展重要领域亟盼法律支撑。

完善网络战略推进机制

《2006—2020国家信息化发展规划纲要》即将到期，目前正是研究制定新的网络化和数字化中长期发展战略的最好时机。新战略应将网络空间战略、网络空间共同体的建设和信息化发展作为核心战略，借鉴美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德国《数字议程》等战略，与绿色战略、工业化战略整合性思考，推进“网络强国战略”实施。

启动新一轮网络化和数字化发展战略的制定。建立国家网络化和数字化战略机构。网络强国是国家的基础战略，也是覆盖面广、影响力大、变革快速的战略领域，有必要在国家层面设立网络化和数字化委员会，进行前瞻性与统筹性工作，重点负责网络化和数字化战略与规划，网络化和数字化全国性资源统筹等战略工作，并根据环境变化对网络化和数字化推进机制的调整和完善及时提出建议。

加强信息技术建设

发展关键信息技术，推动信息产品和装备自主化。以国家专项工程的形式，在机器人、高端智能装备、信息安全等领域形成实质性突破，推动一批骨干企业成为引擎企业，积极参与国际互联网与信息化标准的研究与制订，争取尽早在关键领域信息技术的自主研发和产业化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云、管、端”立体化的信息服务平台体系。依托国家级信息基础设施公共基金，加快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互联网等信息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无障碍信息服务建设，广泛开展信息化技能培训工程，增强中老年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人民群众对信息化的感受和参与能力。鼓励建立行业性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向“产业云”发展，以促进中小企业和行业应用。

完善信息安全保障管理体系，强化安全监测和应急响应能力。大力发展信息安全产业，建立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设计、工程建设、运行维护等环节的监管制度，完善风险评估和安全审查机制，健全应急处置系统，尽快填补我国网络安全保障体系的短板。

优化政府管理模式

探索新业态、新产业和现有行业监管之间“发展—规范”的合理路径。选择具备条件的地区和领域，试点下放行业资质和牌照的审批权，提高审批过程透明度，探索通过业务合作实现行业资质和牌照的共享机制。

推进各级政府探索建立跨部门开放共享机制。以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为突破口，打破条块之间的“信息孤岛”，进而实现社保、医保、金融、交通、贸易等协同政务方面的突破，从而更大地激活社会存量资源。

优化信息产业布局，强化产业链协同。梳理现有的国家级信息产业基地和园区，规范新增基地园区的认定。促进电信业、互联网新兴信息服务业等产业的融合创新。

强化信息化法律制度建设

抓紧研究制定网络化和数字化基本法。借鉴日本《高速信息通信网络社会形成基本法》等经验，研究制定网络社会和信息社会基本法，明确有关的法律含义、促进原则、重点范畴和法律责任，指导和规范网络化和数字化各重点领域的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制定。

完善网络化和数字化重点领域专项立法。将《电信条例》修订调整为《网络和通信法》，及时修订《电子签名法》《征信业管理条例》法规的部分内容，将工信部的《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升级为国家的数据保护法，加快制定出台《网络安全法》。

（作者系民盟中央副主席，同济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