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关建筑工程质量问题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楼倒倒”、“墙脆脆”等网络热词甚至一度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

建筑工程质量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城市未来和传承,事关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在年初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都对工程质量做出重要指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提高建筑工程标准和质量”。

面对这一社会热点问题,全国政协持续高度关注。4月7日,一场围绕“建设工程质量问题与对策”的双周座谈会在俞正声主席的主持下召开。

质量总体受控仍存很多问题

“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市住宅在数量上表现为‘绝对短缺状态’,我国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有质量地解决了数亿人的住房问题,这是我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世界奇迹。”作为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首席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肖绪文表示,“要澄清一些观念问题,现在我国工程质量不论是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质量提升是总体趋势,不能因为少数工程质量的问题影响了总体判断。”

“目前我国在超级工程中的施工能力可谓“国际一流”,如早已投入使用的上海环球大厦、鸟巢、世博工程等,均已被实践证明其功能性和工艺性指标为双优的精品工程,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赞许。”

“1984年,我国开始实施工程质量监督制度,陆续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等法律法规,建立了施工许可、施工图审查、质量监督、工程监理、质量检测、竣工验收备案、质量保修等一系列制度,全国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已覆盖省、市、县三级,已初步形成了‘企业负责、政府监管、社会监督’的质量保证体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陈政高表示。

“建设工程质量总体受控,稳步提升。”这是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李成玉代表全国政协“建设工程质量问题与对策”调研组给出的总体判断。

为了准备这次座谈会,2015年10月中下旬,全国政协调研组就“建设工程质量问题与对策”赴上海、重庆、陕西进行了调研,深入走访了十多家建筑单位,并从各地收集到了来自基层的声音,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必须正视我国工程质量仍存在很多问题。”座谈会上,住建部部长陈政高面对成绩一带而过,更多的是谈到了工程质量领域面临的问题。

“房屋垮塌事故时有发生,一些低质量建筑刚建成不久即被拆除,“粉末砖头”、“瘦身钢筋”等伪劣建材依然存在,渗漏、开裂等常见质量问题还没有根治,一些住宅质量问题成堆,社会诟病很多,人民群众很不满意。”

层层转包、人情招标屡禁不绝

“很多工程项目表面看是有资质、有实力的施工企业承建的,实际上,一线施工人员往往与中标单位有三五个分包层级。项目层层分包,层层扒皮,到前端施工企业的经费已与中标金额相去甚远,甚至低于最低成本,这通常是项目偷工减料的根源。”有着多年建筑行业从业经历的冯川建委员在发言中强调了目前承包中的“猫腻”。

这个问题全国政协调研组前期调研时也听到了同样的呼吁。陕建集团负责人对调研组说:“有的建设单位尤其是大的建设单位先利用其在建设工程中的优势地位取得工程承包资格,之后随意肢解分包或变相违法分包,总承包企业有时只能施工主体结构部分,造成总承包单位对分包单位的施工质量控制乏力,从而影响整体工程的质量。”招投标的问题同样不可忽视。

岳崇委员指出,“根据法律规定,招标人需要向3个以上具备承担招标项目能力的项目方发出投标邀请书,组织实施招标发包。而实践中,由于参与竞争的投标人过少而使得招标活动缺乏充分竞争,加之所邀请的投标人多为招标人的‘意中人’。‘意中人’工程实质是关系、人情工程。其建造与管理、监督可想而知。与其这样,不如放开。”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公司总经理、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院长姚燕则谈到了最低价中标问题。“目前招标制度中多实行的是最低价中标。作为建设单位通常会追求以较低的成本支出,而作为施工单位和材料供应厂商,为迎合建设单位要求,竞相压低报价,以取得中标资格。在工程施工时为达到自身的利润目标,供货时不得不牺牲产品质量,在施工中又不能全程完全监督管理,这也是导致工程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

针对承包问题,陈政高表示,住建部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逐步推行工程总承包。对于招标问题,将进一步落实主体责任,确保建设成本合理科学,坚决杜绝转包挂靠等违法违规行为。对多级肢解承包、倒卖标的违规单位和负责人进行严惩。

编织监管“天网”,落实质量终身责任追究制度

“建筑工程质量问题频频发生,无法禁绝的成因复杂多样,但我认为,加强过程监管与质量追溯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冯川建委员强调了过程监管中的“两条线”现象,“目前,我国对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实行施工图文件审查和工程施工质量监督两条线管理。规划由规划部门审核审批,而建筑质量的监督管理由住建部门来实施,两者互相隔离,不利于对建设工程完整、有效的全面监督。如出现工程质量问题,则责任不清、主体不明。”

“我认为可以将审图机构与质监机构合二为一,对建设项目实行从勘察、设计到施工、竣工的全过程监管,这样更有利于建筑工程质量问题的防范。”冯川建说。

李成玉委员代表调研组建议尽快修订相关法规制度。建立健全工程质量保险、施工图审查、质量安全监督、质量检测、竣工验收备案及从业人员资格许可等制度,细化工程建设各方主体特别是建设、设计、施工单位的质量责任,完善工程质量监督机制,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强化刑事责任追究。

律师出身的段祺华委员关注的是房地产质量问题的维权难。“近几年,有关房地产项目质量的投诉事件逐年递增。而维权难正在困扰着很多遇到麻烦的业主,一方面,由于取证及鉴定上的困难,业主胜诉并成功获赔的案例并不多;另一方面,现在的法律法规主要是对房地产质量在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质量检测等出售前环节进行监管,而对于房地产售后的质量监管规定过于笼统。”

段祺华建议应尽快制订并建立房地产项目质量追踪体系,从投诉受理—持续跟踪—信息披露—完善立法、严格执法等方面建立多部门合作机制。

陈政高坦言:“目前监管力量、方式、手段还不能完全满足当前工程建设需要。下一步住建部将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对在质量监管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失职渎职的监管人员,要严肃问责。进一步完善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制,严格执行工程质量终身责任书面承诺、永久性标牌、质量信息档案等制度,强化责任追究。

制止政绩工程下的赶工期赶进度

全国政协委员、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成平则提到了行政干预的话题,“对社会纷纷议论的‘豆腐渣’工程。就有施工企业领导说,你不给我做豆腐的钱和时间,我只能做‘豆腐渣’。”

“其实不无道理,因为赶工期、最低价中标、不按基建程序办事,政府要进度要政绩,质量就停在了口头上,赶工导致打乱施工工序,交叉作业、夜间施工,严重影响工程质量、安全。”

成平指出,“保证工程质量首先要从政府做起,即给足做‘豆腐’的时间和经费,保证合理工期、合理资金投入,诚信守约。”

对于政绩工程下的赶工期赶进度,全国政协调研组在重庆綦江区调研时印象深刻:1999年1月4日,綦江县彩虹桥发生整体垮塌,造成40人死亡。血的教训历历在目,一同调研的住建部质量安全监管司副司长曾宪新指出:“当年的彩虹桥建设也被当做‘献礼工程’,上级领导要求赶工期,而一赶工期必定会省略很多环节。比如彩虹桥连验收的载荷试验环节都省略了,工程质量能保证的了吗?”

重庆市綦江区区委书记潘毅琴对调研组反复提起:“当年彩虹桥垮塌事件曾影响了綦江经济发展十年。”

曾宪新坦言,时至今日,各地仍有很多献礼工程被要求赶工期,而领导的要求往往得执行。“这样的行为必须杜绝。”

孙贵宝委员则提到了短命建筑频发现象背后的行政干涉。“我国是世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新建面积20亿平方米以上,高增长率却掩盖不了我国建筑物实际使用寿命仅为30年的现实,其中不合理拆除占据相当部分,因商业利益、形象政绩等原因严重不合理拆除的占55%。”

“不合理拆除”彰显出行政权力的过度干预,背后还有更多失职渎职甚至腐败的背景。为此孙贵宝建议要建立短命工程问责机制,尤其要规范公共投资行为,加强对公共资金使用绩效的审计监察。

让“工匠精神”闪亮起来

“我们都知道上海和兰州的铁桥建成通车100年之际,收到德国设计公司来函,告知责任周期已到,不再负责相关问题。此事在让我们钦佩的同时,更需要反思我们为什么不能?是能力吗?不是!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到了‘工匠精神’,提得非常好、非常及时。”成平委员提到的这个案例引发了参加座谈会人员对建筑人才培养的思考。

成平指出,“工匠精神”的缺失,是因为目前社会上对工匠还不够重视。产品要想质量好,必须提高技术工人的素质,他们的技术水平要提高,社会就要尊重他们,营造一种尊重工匠的氛围。

“我国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员仅占18.4%,在20个行业中位列19,仅高于农业。事实上有些建筑工程质量问题就是现场施工不规范、不合格造成的。比如钢筋笼子怎么扎,混凝土如何浇注都有严格的技术要求,没有良好的技术素养和高尚的职业精神就难免出瑕疵、埋隐患。”丁金宏委员指出。

“建筑工人有“两难”:一是缺乏技能,稳定就业难;二是保障工资支付难。”杨志明委员指出,按照中央发展新理念,要在破解“两难”上有突破性进展。“一是实施建筑业农民工技能提升计划;二是建立建筑业农民工工资保障机制。清理‘顽症’要重拳出击,建议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攻克‘顽症’。”

改善工程质量是系统工程

两个半小时的座谈时间,与会代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气氛庄重又热烈。从明确政府监管的责任和权力到改革劳务公司制度,从加强信息化建设到重视防火安全,从建设信用体系到更大发挥监理作用……与会委员和专家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了对加强建设工程质量的看法和建议。

宋原生委员用三峡工程的成功建设案例指出,工程建设的质量管控非常重要,政府监管需要加强。他建议针对涉及国计民生的公益和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政府可以聘请权威专家,组成直接向政府负责的检查组与其他监督手段共组质量控制网。

杨天怡委员则提到了加强建筑施工企业诚信综合评价体系建设,“要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理行业。目前,诚信建设在立法层面还有缺失,建议国家层面尽快出台有关诚信体系建设方面的法律法规,为地方诚信体系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制保障。”

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郑实建议,加强设计师在建设工程项目中的主导作用,“设计师参与工程建设全过程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对保证工程质量、提升建造品质至关重要。即除保证常规设计文件完成度外,还应提供对材料、设备的技术要求,参与招投标,通过设计现场服务加强对施工质量的监督。”

姚燕认为,新产品新技术推广力度不够。“我国一直在推行新产品、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但在实施过程中这些推行都会加大或间接增多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的建设成本,而在这些方面又缺少较为具体的政策支持,如税收、奖励等等。”

闫克庆委员关注的是妥善解决历史遗留的危房问题,“请国家有关部门在过去排查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细致的居民危楼排查,逐级登记造册,录入全国信息管理平台,并列入改造规划,精准施策。由政府协调,多方筹资,解决危楼问题,让居住在危楼的百姓早日过上安稳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