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认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最怕的就是脸谱化。雍正既不是唐国强饰演的‘千古一帝’，当然更不是陈建斌所演绎的‘阴险之徒’。作为清朝初期承前 启后的一个君主，他有着自身的局限性，但是他在治国理政的成绩上，确实可圈可点。特别是‘改土归流’制度的推行，可谓开天辟地的举措，为后来的乾隆、嘉庆时代带来了稳定、和睦的民族关系。

化解以夷制夷弊端

我们知道，自唐宋以来，对中央政权產生威胁因素的少数民族政权分为两种， 一种是北方的游牧民族，一种是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而清王朝本身是游牧民族南下建立的政权，所以，之于清王朝来说，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已经被解除了，取而 代之的是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如何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缓解当地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成为了几位清初皇帝的心头病。

土司是什么呢？就是由朝廷册封的、负责当地治理的少数民族首脑，相当于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而且是世袭制。

中央政府一开始颁布土司制度，用意肯定是美好的。一是希望了解少数民族民风民情的人来治理少数民族地区，既能服眾，而且也不会与老百姓產生观念上的沟壑；二是中央不直接面对少数民族的宗教、习俗矛盾，而是将‘土司’作为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民眾之间的缓衝带，替中央行政。

但是土司制度到了后来，就会发生问题，其中有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土司辜负朝廷信任，易‘父母官’成为鱼肉乡里的恶霸，造成少数民族民眾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 盾。前面讲过，‘万历三征’中有一征，就是南征播州的土司杨兴龙。此人作为世袭土司，不但不造福乡梓，相反还欺男霸女，成为了乡里的祸害。结果由于‘土司 制度’的保护，中央政府也无法将其免职，但少数民族民眾却认为此人是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员，如此违法乱纪，定是中央政府所支持的。

而且，土司和土司之间也时常因为信仰、风俗以及家仇族怨而发生械斗。尤其在云南、贵州与湘西等地，这种本不应发生的械斗却时常发生。每一场械斗，带来的都是成千上万 人头落地。在‘土司制度’的庇护下，一方土司仗着中央政府不能将其罢免的特权，上述各类肆意妄为的事情是家常便饭，这自然让中央政府威信扫地。自明代以 降，南方少数民族因为土司的专横而多有不满，时常酿起民变。

雍正帝执政后，云贵总督鄂尔泰面对难以忍受的‘维稳压力’，向雍正帝痛陈土司称 霸一方的祸害，并建议废除土司制度，改由‘流官’任职，旨在将一些作恶多端的土司的权力剥夺掉。‘改流之法，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其投献为上策，敕 令投献为下策。’雍正帝听从了鄂尔泰的建议，就此问题专门颁布‘改土归流’政策，先在黔东南地区试行。可以说，这是一次划时代的壮举。

所谓 ‘改土归流’，即将中央政府任命的流动性、非世袭的官员即‘流官’取代土司。这个官员上任后，一旦政绩不佳，或是因为倒行逆施激起民变，中央政府就直接就 地免职，更换新的官员上任。这虽然部分地削弱了‘民族自治’的一面，但是却以法律的形式，客观地保证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

‘改土归流’是中国封建王朝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管理的政治探索，见证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歷史过程，也显示出了雍正帝的开明、智慧之处。事实也证明，在雍正之后，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稳定程度是空前的。

前几年，在云南地区田野考察时，偶得‘雍正通宝’一枚。我不知道这是否当时‘改土归流’的见证，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雍正通宝’作为一般等价物在西南 边疆地区的流通。史家一般认为，‘改土归流’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改变了西南少数民族部落‘以物易物’的原始经济状况。从社会史的角度看，‘改土归 流’让一部分西南少数民族部落从奴隶制度转向了封建制度，加速了他们的封建化进程，是歷史的进步。对于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来说，‘改土归流’及其推 行者雍正帝是值得写进上下5千年的史书的。

一国钱币多语拼音

随手拿出一张人民币纸币，翻到背面，都有‘中国人民银行’及货币面额的5种语言：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壮语与汉语拼音。这象徵着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前面已经讲过，一币印刻有多民族语，却非人民币首创，元朝就早已有之，在清朝已经形成规制。自‘顺治通宝’以来，铸币正面以‘年号’加‘通宝’的汉文，加上背面标明铸造地或面值的满文，成为了清朝钱币的主要特徵。（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