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祖诒（1902-1973）字谷孙，号显堂，早年从学王国维专研古籍。其父蒋汝藻（1877-1954）为浙江有影响的实业家，并为藏书世家，以密韵楼名世。二十世纪初，受卢芹斋之邀，蒋谷孙主持北京来远公司，经营、收购古玩字画。在他旅沪期间，以精鉴碑帖、版本、书画闻名，先后与张珩（张葱玉）、庞莱臣、叶恭绰、谭敬等人往来易物。吴湖帆经过蒋谷孙介绍，入手不少精品，其中就包括：明吴伟《铁笛图》卷、唐寅《骑驴归兴图》轴、陆师道《秋林观瀑图》轴。

宋代书札可遇不可求

浙江南浔藏书楼密韵楼以宋元善本为多，是清末民初湖州四大藏书楼之一。早期曾称“传书堂”，后由蒋汝藻时以一千五百银元收得宋代湖州词人周密的《草窗韵语》一册六卷孤本，并取“密”字和“韵”字，额其 藏书阁为“密韵楼”，此书斋名亦有私家珍藏之意。

据苏富比亚洲区中国古代书画部主管左昕阳考证，原址在湖州的密韵楼，如今已不复存在。而蒋谷孙本人，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携家藏前往台湾，后任台湾大学教授，着有《思适斋集外书跋辑存》等。蒋谷孙是台湾收藏界的泰斗，相当于张葱玉在国内鉴藏书画领域的地位。然而很可惜，国内学界对蒋谷孙的文献记录甚少，较为人知的是王国维帮助蒋汝藻编纂的《传书堂藏书志》，分为手稿本、清稿本两种，手稿本九册，现藏在北京国家图书馆。

在古籍收藏中，市面流通的宋代书札，是所有类别中最为罕见、稀少的，遂有“一页宋纸，一两黄金”之说。左昕阳印象中，只有一九九六年纽约佳士得专场，算得上是数十年来规模最大、品相最好的宋代书札（及古籍善本）拍卖。“宋代书札基本上都分藏在各大重要博物馆中，在市场上是可遇不可求的。即便民间有藏家收藏，也都是人家压箱底的宝贝，绝不会轻易拿出来。”相比之下，左昕阳征集到的八大山人、石涛字画要多一些，宋人的东西寥寥无几。

密韵楼藏有一套宋张文靖《书札四帖》（估价二百万至四百万港元），可一窥宋人书札魅力。张文靖在宋宣和末年为监察御史，在《宋史》中有传。此卷集张文靖的四通书札，分别书与路允迪、梁仲谟、李仲仁与王严起。单从书信内容来看，反映到宋朝廷渡江之后文人、官员的生活境况，行文亦提及当时有少数部队在北方对抗金兵。

笔势清劲 流畅自然

其次，再看各札书法，即是写给同朝官员之政务信札，信手浑洒，流畅自然，笔势清劲。此四帖与苏轼于元丰五年（1082年）在黄州书写的“新岁展庆帖”，书风相似，都是宋人“尚意”书法佳作，亦是重要的历史文物。左昕阳称张文靖因是官员，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到宋四家“苏黄米蔡”之影响，但究其根本其书法还是与“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的更为相近，有其二人行书《兰亭序》、《怀仁集王圣教序》的影子。

而这亦说明，帖学在宋朝廷内十分流行。宋太宗曾命翰林侍书王着将《淳化阁帖》摹勒于内府石头之上（一说摹勒于枣木板上），刻于秘阁。据密韵堂传人透露，蒋谷孙曾在一九二九年收藏《淳化阁帖》最善本之六、七、八册，王羲之书帖三册，额书斋名为“官帖簃”，并嘱吴湖帆画《官帖簃图》裱于册首。此三册而后与第四册《淳化阁帖》合在一起，于二○○三年被上海博物馆从纽约佳士得中国古代书法拓本拍卖专场购回。

而在每札之后，都有清代书画、古籍鉴藏家陆心源（1838-1894）的考释，对《宋史》和张文靖其人其事都做出详尽考证，并将考释题跋收录在陆氏的《仪顾堂题跋》。“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传承的问题，书画、古籍想著录有序，便要依靠不同时代的藏家一个个传下去，如同接力赛跑一般。”左昕阳说。而陆心源并非清朝唯一一个考据学学家，那时崇尚金石考据之人还有翁方纲、阮元、伊秉绶等人，集中出现在乾隆、嘉庆年间，形成了“干嘉”考据学。

有趣的是，民初岭南藏书楼五十万卷楼藏晚明人沈士充手卷《溪山秋色》（估价五十万至七十万港元），此卷亦有宋人“尚意”。沈士充是董其昌最具代表性的学生，但艺术创作除了承继其师，亦融入宋苏东坡的笔墨追求—从婀娜的山林为开首，渐推至平远丘壑，最后在皴染温润的溪流中收笔。

左昕阳认为，明清书画常有“仿宋”意味，无论是董其昌抑或清初四王（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和王翚） 的艺术理论多少都有借鉴宋人。宋代艺术给人的感觉是“温文尔雅，不过火”，这和明代雅致不同，宋代更简约、更讲求法度。他分析称：“宋代是中国艺术的顶峰，书画、瓷器、文学都是齐头并进的。宋之后的中国传统艺术，尤其是书画，实际上是不断理解、重新解读宋人的东西。”

苦瓜和尚的这套十开册册页，属其早期作品。山水表现神似黄山，干笔皴擦辅以淡墨阔笔，尺幅虽小却片片珠玉。据左昕阳推算，创作年份约在一六六六年至一六八○年，恰是石涛在安徽宣城敬亭山和黄山生活的十五年。“宣城时期对画家的影响很大，他在此阶段受到新安画派影响，描绘的山水与他后期的老辣用笔有很大不同。新安画派画家如戴本孝、弘仁，他们都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枯笔干墨’的皴擦。而石涛的这套册页也用了许多枯笔干墨画法。”

名士收藏 善本为首

再看石涛之后的创作，画家从金陵画派中吸取了浓厚、淋漓的墨斑画法，亦受到龚贤山水画法的启发。然则在三年北游后，宋画的传统又对其中晚年创作的《庐山观瀑图》、《翠蛟峰观泉图》深远影响，体现在他对待自然山川的态度，以及章法布局、整体结构的气势运用。石涛好友新安画家梅清（号瞿山）曾将他誉为“宋李公麟”，石涛欣然接受，作诗《赠瞿山先生》一首答谢梅清。

石涛去世后没多久，清嘉靖三年，此册初为朱野云所藏，临有石涛《种松图》自写像于册页之首。朱野云后册页赠与伊秉绶，墨卿有隶书“苦瓜和尚山水”六字题于签条处。伊秉绶和翁方纲是好友，又请翁方纲在其中三页上诗题，赞赏石涛画艺之绝，录入《复初斋诗集》。此外，十开册上的题跋亦见书画家张问陶、吴照、清代藏家风满楼主人叶梦龙、民国大风堂张善孖等人的赞誉之词。

册末溥心畬的小楷题跋中，提到此册曾获“芷英先生”指正。传世可能还有他人经手，然而究竟“芷英”是谁，却已无从考证。再之后，此册归于蒋氏密韵楼。左昕阳称，二百万港元的估价属“低估”。原因在于，此册只盖了“老涛”的章，没有款，尺幅也不大。如果能有石涛本人的题款或题诗，相信又是几倍之外的价格。他预估《山水册》还是会被“抢起来”，虽然没款，却仍是传承有序。

与时兴的收藏门类不同，古时名士以收藏法书、名帖、名拓、古籍善本为首，字画反而居其次。一来是可彰显收藏者的文化品味、学识修养，二来也让士大夫府中会客时有了可聊可赏之物。久而久之，藏品多了，朋友之间彼此刺激着寻觅孤本，后期形成“万卷楼”亦不出奇。

万卷楼藏书代代传

目前蒋氏密韵楼遗留古代书画卅余件，尚有部分为蒋氏后代收藏。除密韵楼、五十万卷楼之外，明代的天籁阁主人项元汴亦是同道中人，精于鉴赏，专攻金石遗文。这些民间收藏在一定程度上为宫廷的收藏“查缺补漏”，与《石渠宝笈》、《秘殿珠林》、《天禄琳琅》中的文物资料互为左证。

而书札、册页本身之用途，不过是古人与亲友交流的笔墨而已。左昕阳称，因为传世量少，就决定了古书画收藏圈子小，而要求藏家对古文、善本都有了解，通考据，又要知金石、辨真伪，门坎相对高很多。“所以我们通常说，这个圈子只有深度，没有广度。”

古人重视书信，往往是因为记挂亲友，一提笔万千思绪顷刻涌来。清郑板桥（1693-1765）在乾隆十七年罢官，离开故园潍县之后始终牵挂，直到好友郭伦升来到扬州探望，他在临别时作七律二首赠与郭氏，这便是《怀潍县二首》。诗中写道自己对潍县风筝、鸳鸯庙、柳郎祠、纸花（风筝）的思念，开篇便是一句：“相思不尽又相思，潍水春光处处迟。”

如今用信笺传情的人越来越少，不少人生出怀古之心。这和宋朝之后各个朝代“仿宋”、“拟宋”、“追宋”的做法同出一辙，敏求好古之人念念不忘宋人的“温文尔雅”，借窥密韵楼旧藏得以慰藉，正如板桥道人惦念家乡的纸风筝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