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则西事件作为标志性公共事件的涟漪效应，仍在凸显：据新京报报道，5月4日，也即北京市卫计委表态将对在京的地方医疗机构科室外包严肃查处的当日，国家卫计委专门召开了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科室管理等工作的电视电话会议，提出医疗机构必须依法执业，禁止出租或变相出租科室及发布虚假医疗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

国家卫计委此番发声，无疑是有针对性的重申：应看到，我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46条早就对科室外包明令禁止。2000年卫计委发布的《关于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也明确“政府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不得投资与其他组织合资合作设立非独立法人资格的营利性的‘科室’、‘病区’、‘项目’。而《军队医院管理若干规定》、《军队医疗机构业务帮带管理规定》，也对部队医院做了类似规定。

而这次重申，其背景不言自明：作为滤镜的魏则西事件，将多重触发社会痛点的乱象暴露在了公众面前，其中公立医院科室外包就是问题中的问题。得看到，尽管媒体时有曝光，有关部门、地方也多次治理，可“院中院”病象，仍在以产业链方式为祸甚广，且屡治难消。

科室承包，本起于上世纪80年代的公立医院科室收入年度上缴额，这在当时被视作提升医疗服务的重要举措。但如今，该制度已异化至畸形，其弊端也屡被提及：很多属“公”的医院玩起了“公私混搭”，过度医疗等痼疾由此加剧，最终戕害公立医院公共属性；很多患者本是奔着大医院名头去的，结果却可能成了黑大褂“挂靠”下非法行医的冤大头，而公立医院只收钱不监管的弊习和混搭模式下责权利混乱，也导致出了事故后责任廓清难。

魏则西事件已敲响警钟：无论是承包后自营，还是那种挂靠公立医院依托其挂号、收费系统搞提成的隐形外包，都是亟待剜除的毒瘤。在此情境下，鉴于舆论激愤难抑，是时候趁着以魏则西事件为事件性节点，对科室外包乱象来个彻头彻尾的“诊断根”了。

就眼下看，当务之急，是对科室外包和合法合规范畴的“院旁院”、委托管理、特许经营等模式切割，也对医院科室承包乱象进行摸底排查，进行专项督察与系统整治。基于科室外包模式的深耕，目前至少可做到两点：一者，要将科室承包情况列入医院院务信息公开序列，对被承包的科室挂牌明示，让社会知情；二者，主管机构、地方对辖下相关医院“切割式脱钩”设最晚时限，并对其整改进度表进行核查。前不久中央军委通知，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分步骤停止武警部队一切有偿服务活动，部队医院叫停科室外包牟利的时间表显然更应收紧。其他地方公立医院也一样。

还应看到，有些社会资源承租科室，也是民间办医资源得不到释放后向非制度渠道的外溢。魏则西事件是这种外溢的沉重代价，但其教训不应是拒绝社会资本办医，而是应允许更多社会资本在规范框架下办医。这就需要放开社会力量办医在牌照审批、医保定点设置等，并将管理重心放在事中事后监管上。像这次，斩断了“莆田系”租科室的链条后，也要放开其办专科、综合医院的门槛限制，引导其清除游医基因、向规范化转型。

医院科室外包，本就是种该治的病。而治理之方，就在于让“混搭”的公私脱钩，也厘清鼓励社会办医和“借壳”乱办医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