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2016中国国际器官捐献移植论坛召开，据了解，中国从2010年开始公民自愿捐献器官试点，当年公民自愿捐献数量仅34例，移植器官总数88例；2014年正式推行公民自愿捐献器官工作；2015年实现了从依赖司法渠道到公民自愿捐献的顺利转型，公民自愿捐献器官者6年间增长120倍。2015年，中国公民器官捐献人数达2766例，大器官捐献数达7785个，包括亲体捐献在内移植手术数量超过1万例，器官移植数量超历史纪录。中国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的数量已跃居亚洲第一，成为世界上建立自愿捐献体系发展最快的国家。

然而，虽然中国的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每年仍然约有30万患者因器官功能衰竭等待着器官移植，2015年器官移植手术仅为1万余例，捐献器官数量同需要器官移植治疗的患者数量相比，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近日，中国妇女报·中华女性网记者走近器官捐献者家属、器官捐献协调员等，听这些器官捐献过程参与者讲述他们的心声。

近日，六部委联合发文建立器官移植绿色通道。这是一个温暖的消息，随后就有受益此举的患者得到及时救助的报道见诸媒体。

医生向器官捐献者遗体默哀致敬。 资料图片

选择另一种方式延续女儿的生命

在做捐献者的器官移植手术前，确切地说，在获取逝者的器官手术操作前，医生们会列队向手术床上的捐献者遗体鞠躬：无论手术床上永远睡去的是孩子还是成年人!

这一刻，敬畏生命，一切尽在不言中。

内蒙古自治区妇联一位已经退休的张大姐一直记得一位年轻的母亲， 那是2012年，这位母亲年仅25岁，几个月之前她刚刚失去亲爱的女儿，她的女儿因病不治，在被医生告知女儿的生命无法用现代医学技术挽留的日子里，她曾经痛不欲生：这是一个多小的生命啊，而自己，还来不及享受孩子承欢膝下的天伦之乐，就要面对和孩子的生死别离。

那段日子她终日以泪洗面，她在痛苦中苦苦思索：难道就这样与一岁多的女儿阴阳两隔吗？怎样才能留住女儿的笑脸？

这位年轻母亲的痛苦和想法感动了医生和护士，他们告诉她，通过红十字会，她的女儿也许可以以另一种方式延续存在——捐献器官，挽救别人的生命。

毫不犹豫，这位年轻的母亲说服丈夫，要把女儿的生命延续。

她和丈夫在捐献器官的文件上郑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而此后，女儿的眼角膜，使得天津一位患者重获光明，女儿的心脏更是让一个黑龙江即将破碎的家庭重获欢笑。

“我觉得，我的女儿还活着！”对着中国妇女报·中华女性网记者，这位母亲满含着热泪笑着说，“这个女儿，永远是我的大女儿。”

在中国，像内蒙古这位年轻的母亲一样，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自古以来，死者为大的观念深入人心，如果让亲人离世后不能“全身而退”更是不可思议的事。

然而，另一个现实是：中国每年有将近30万的患者在排队等候器官源，因为这些人需要且只有通过移植器官才能得救，每一位这样的患者身后，也都是牵扯着一个备受煎熬的家庭。

曾经，好不容易出现一位匹配成功的器官源，却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包括运输环节的问题，使得患者的再生之梦破灭，因为器官移植手术是否成功，首先有一个时间限制因素。

观念在变化 捐献体系在完善

时光倒退到2010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卫生部共同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探索器官捐献的招募、器官的获取和分配模式。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由中国红十字会作为第三方参与的人体器官捐献体系，并在逐步完善中。

据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数据，截至2016年5月5日，全国累计实现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7101例，捐献大器官19417个。其中，2015年完成捐献2766例，捐献大器官7785个，超过2013年与2014年捐献数量总和。我国年捐献数量已位居亚洲第1位、世界第3位。

与此同时，近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安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民用航空局、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联合印发了《关于建立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的通知》，联手建立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减少因运输原因造成的器官浪费，保障人体捐献器官接受者的生命健康安全。

历史节点上的每一个决策，可能就是社会文明的一大进步。中国红十字会一位长期从事器官捐助工作的人员告诉记者，尽管目前来说，我国公民去世后家属捐献器官的水平总体上差于其他国家，但相比较前两年，人们的观念也在慢慢变化，捐献器官延续生命的意识普遍得以提升。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中心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5月5日，我国已登记器官捐献志愿者68900人。

“特别是2015年我国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源后，仅2015年一年，民众捐献器官达到2766例，这个数字是从2010年以来过去5年的捐献总和，也超过了过去使用死囚器官的数量总和。”

这位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表示，对于“68900”这个数字，尽管彰显了我国公民捐献器官意识的提升，但这个数字，只是表示公民愿意在自己去世后捐献器官的人数，对于那些当下身患重病、正在排队等待器官移植源的将近30万患者来说，可以说是遥遥无期。就在记者当日采访时获悉，正在302医院住院的来自内蒙古的50岁的患者席某，因患乙型肝炎、肝硬化多年，曾多次消化道出血，导致便血，吐血。由于脾切断流手术无法彻底解决肝硬化及上消化道出血问题，经医生与病人及家属商定决定实施肝移植手术，但由于没有肝脏供体，目前他已经等待两个多月了。看着病情不断反复和加重，家人和他都十分焦急。

红十字会的这位工作人员说，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如果公民在生前并没有明确的反对意见，表示死后不愿意捐献器官，直系亲属都可以在意外事故或者因为病患不治身亡的亲人去世后，有权决定捐献出死者的器官，以便更多的患者得以救治。

而生活中往往是，许多亲人是在我们猝不及防的情况下离开了人世，伤心还来不及。

“如果早些了解，我想是会捐献的。但谁会想到亲人有一天会突然离开呢？”一位受访者告诉记者，“毕竟，在我们一般人的生活中，大家都是讳言死啊活啊这样的字眼。好端端的谁会说这个呢？”

请给家属多些关爱和理解

李翠英有个习惯，清明节的时候，到墓地探访一些陌生的墓碑。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瘆人？这些墓碑下，埋葬的不是她的亲友，生前甚至都不认识她。

墓碑下，长眠的是一些捐献过器官救助了他人的人。她是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几年中，她完成了湖南省全省一半以上的器官捐献。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李翠英熟悉不过，因为在这里，她和捐献者的家属沟通，去说服家属捐献即将逝去的亲人的器官，有时候，她能得到这样的骂声“魔鬼”，还有人会大声呵斥她：“你脑子有毛病吧？！”

5年之前，她是一名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移植科的护士。

那时候，她经常被问道：“护士，我什么时候可以等到器官？”每天一到病房，看着那些期待的面容，她不知如何回答。而大多数病人，会坚持不到器官源的出现而离开这个世界。

怎么才能救他们？这是那时候她常常想的问题。2011年，她成为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酸甜苦辣，一干就是五年。

今年5月8日，李翠英和同事去探访一对在独生子去世后，捐献了孩子器官的夫妇。 如今，李翠英的心里又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牵挂:那些失独和遗孤家庭的老人们。

而作为协调员，平常很少有机会述说发泄自己的情绪，很少有人知道还有这样的工作人员，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更多的时候是倾听者、心理咨询师等。

从事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工作5年多的时间，让李翠英和同事感觉最难受的是什么？也许有人会说，当然是被潜在捐献者家属拒绝，谩骂、不同意捐助的时候。而李翠英表示，这是亲人情感的正常反应，需要时间抚平容易理解。

其实，让李翠英觉得最难受的是，捐献者家属说同意、愿意，在捐献同意书上签字的时候。

“想想当他们的亲人马上要离开了，而我们的出现希望他们能够捐献自己亲人有用的器官。当他们回到当地，默默承受当地老百姓的误解的时候，而我们还能做点什么？”这是李翠英的心事。

最近一年的时间，我国的人体器官捐献数据是在成倍增长的趋势。在对公众对器官捐献意识提高感到欣喜的同时，试着想想对捐献完成之后的家属的人文关怀，该如何做？该如何坚持做？这是她的想法。

五年的捐献协调生涯，李翠英有了更多的感受：“在我们的身边也许会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他们曾经的家人与亲人不得已的离开，因为他们无私的奉献大爱，选择挽救素不相识的患者，让他们重获新生，回归社会。”

李翠英说：“我特别希望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他们，多一些理解，少一些误解，多一些帮助，少一些歧视。”

5月15日，在武汉召开的大会上，李翠英和其他15名器官捐献协调员一起受到表彰，她表示:我作为器官捐献协调员代表，特别想为捐献者家属说上几句话，希望我们能够为这样一批特殊的家庭多一些关爱和关注，尤其是失独、遗孤的家庭，他们奉献了大爱，也渴望得到大家的爱，如果我们都能将这份爱传递下去，这才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器官捐献的精神，生命的延续爱的传递！

说话柔柔的李翠英心里盛着大事和大爱，与生命有关，与善良有关。（记者 耿兴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