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她的第一篇散文《收脚印》（1933）和第一篇小说《璐璐，不用愁！》（1934）受到她的老师、著名散文家朱自清的好评，并推荐到《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1936年林徽因又将其《璐璐，不用愁！》选入《大公报丛刊小说选》。这两篇作品“笔墨淡雅，意蕴深厚”，体现出当时只有二十二三岁的青年杨绛对社会和人生已经有非常冷静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

杨绛的第一篇译文是政论《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当时她在清华大学读研，叶公超拿了一本英文刊物请她译出其中一篇，这篇文章就是《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在此之前，杨绛从未学过、做过翻译，但凭借扎实的中英文基本功和不怕任何困难的意志，她将这篇文章译完并交卷。叶公超看过后说了两个字：“很好。”不久《新月》杂志发表了这篇“处女译文”。

抗战期间，中共上海地下党把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运动的重心放在戏剧工作上，上海戏剧界、文化界著名人士黄佐临夫妇和柯灵、李健吾、陈麟瑞等先后主持“上海职业剧团”、“苦干剧团”的工作。在他们的推动下，杨绛业余创作了喜剧《称心如意》、《弄真成假》、《游戏人间》和悲剧《风絮》。她出手不凡，功底深厚，初出茅庐便一鸣惊人。复旦大学教授赵景深在他的《文坛忆旧》中说：“杨绛女士，她那个剧本《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我曾去看过，觉得此剧刻画世故人情入微，非女性写不出，而又写得那样细腻周至，不禁大为称赞。”

喜剧《称心如意》、《弄真成假》在上海公演和出版后反响很大，孔庆茂说：“沦陷区的各大报刊上常有宣传与评论，也常有些朋友给她寄来剪报，鼓励她继续多创作这类喜剧。”李健吾认为：“在现在中国文学里面，《弄真成假》将是第二道纪程碑……第一道纪程碑属丁西林，人所共识，第二道我将欢欢喜喜地指出，乃是杨绛女士。”孟度在1944年发表的《关于杨绛的话》中指出：“以《称心如意》一剧出现于剧坛的杨绛先生，恰如早春的一阵和风复生了冬眠的大地、万物，平添上欣欣的生意……在《弄真成假》中，如果我们能够体味到中国气派的机智和幽默，如果我们能够感到中国民族灵魂的博大和幽深，那就得归功于作者采用了大量的灵活、丰富、富于表情的中国民间语言。”很久以后，柯灵谈到：杨绛先生的喜剧对社会和人生“解剖的锋芒含而不露，婉而多讽，这是作者深入生活、体察人生的结果，出发点是对人生的热爱，所以精神上站得高，看得透彻。”但杨绛很自谦，她说她的剧本“不过是一个学徒的习作而已———虽然是认真的习作……如果说，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那么，这两个喜剧里的几声笑，也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丧失信心，在艰苦的时候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

杨绛的翻译作品是她对中外文化交流的另一杰出贡献。抗战胜利后她从哥尔德斯密斯的散文《世界公民》择取了一段，翻译为《随铁大少回家》，傅雷先生极为称赏。新中国成立后，她翻译的47万字的《吉尔·布拉斯》于1954年1月起在《世界文学》连载，不仅受到主编陈冰夷同志的表扬，还被朱光潜先生誉为：我国散文、小说翻译杨绛最好，被法国文学专家郑永慧同志誉为“文学翻译中卓越的范例”。

《堂吉诃德》是杨绛为我国翻译史竖立的又一座光辉的里程碑。为译好此书，1958年，年已47岁的杨绛“下决心偷空自学西班牙语，从原文翻译”。她历尽磨难，无师自通，译稿经历“九死一生”，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78年4月出版。当年6月西班牙国王、王后来访，杨绛应邀参加国宴，邓小平同志将她介绍给西班牙国王和王后。

上世纪70年代末，文学艺术、社科学术的春天刚刚开始，杨绛就向全国读者，向来访的外宾献上了《堂吉诃德》两大卷煌煌译作，献上了这朵永不凋谢的学术文化的“迎春花”。她是怎么做到的呢？据说连邓小平同志也感到惊奇，问她：“《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此事真是一言难尽！当时忙于握手的杨绛先生只好答非所问：“今年出版的。”

1983年11月，杨绛应邀前往西班牙访问，受到西班牙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款待。1986年10月她被西班牙授予“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表彰她对传播西班牙文化所作的贡献。杨绛的《堂吉诃德》译本，近30年来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本、“世界文库”本、“名著名译”本和“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本等多种版本发行，总印数已达70余万套！

早在抗战时期，李健吾在他一篇文章中，就用如下几句话，赞颂过杨绛先生，兹录如下：

一个清莹的湖，

现在，你顺着湖岸，

或是泛着小舟往前走。

湖水的尽头把一个，

更广大也更惊人的天地给你，

于是豁然开朗，

到了桃花源。

杨绛先生和钱锺书先生同为一代大学者，其学品厚重人品高洁。他们是志士仁人，毕生以学术文化奉献于社会，期望着自己的国家更美好，民众更幸福。

（作者为杨绛先生的学生、著名学者、莎士比亚研究专家，1964年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工作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