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则被称作慈溪版“梅根法案”的《办法》引发舆论热议。不少人认为，此举将起到警示犯罪、预防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的作用。但同时也有专家提出，该《办法》可能会涉嫌侵犯隐私，影响犯罪人员重新融入社会。

慈溪版“梅根法案”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将公开

此次慈溪市方面出台的《办法》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实施严重性侵害未成年人行为的犯罪人员，在其刑满释放后或者假释、缓刑期间，通过发文各单位的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渠道对其个人信息进行公开，方便公众随时查询。

《办法》列举了公开犯罪者信息的情形，包括因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引诱、容留、介绍未成年人卖淫或者组织、强迫未成年人卖淫，被判处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多次猥亵未成年人或者猥亵多名未成年人的；曾因强奸、猥亵犯罪被判处刑罚，五年内又犯的；曾因猥亵被多次行政处罚，二年内又实施此类犯罪的；经鉴定，有性侵害病态心理的，如恋童癖、性控制能力弱等；以及可能再次实施性侵害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大的。公开期限一般为5年。办法还列举了将终身公开信息的情形。

《办法》的出台引发社会高度关注，有媒体将其称作慈溪版“梅根法案”。

1994年，美国新泽西州7岁女孩梅根·康卡被邻居强奸并谋杀，而这个邻居之前被判决实施过两次针对儿童的性侵犯罪行为，梅根的妈妈说，如果自己的女儿知道侵害人有性犯罪的历史，那么她就会有所防备，也许现在仍然会活着。

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梅根法》，强制所有州制定法律，要求性侵犯假释或刑满出狱后，必须向警方登记住所，并公布给社区知悉。

有评论指出，此次慈溪版“梅根法案”值得肯定，并且有必要形成更高层级，更加规范的制度、机制在全国范围内加以推广。

公众怎么看？

——98%网友赞成晒出犯罪人员信息

对于《办法》的出台，公众怎么看？人民微博近日发起一项“公开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人员信息，你赞成吗？”的网络调查。截至21日晚，在参与调查的2400余人当中，有98%的网友投票表示赞成。

网友“仙玉与鱼”评论称，未成年人不能够有效、清楚地进行对自己的人身保护以及报案维权，所以对这些有前科的罪犯(信息)进行公开，让广大人民及媒体对其监督，能行之有效进行预防。

“让恶性罪犯无处遁形。其实对于社会重大恶性犯罪分子都可仿照此法实施，可加大社会对犯罪分子的监督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网友“wenzhenhechu”表示。

有观点认为，在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中，有很多是累犯，或者是一人性侵多人，或是一人性侵他人多年，所以公开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很有必要。

21日，《法制日报》刊发评论文章《公开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信息确有必要》，文章指出，公开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信息的做法，是在裁判文书公开基础上进一步搜集有关信息，并加工、归类、整合后形成的特殊信息公开制度。

评论称，从长远考虑，如果浙江的探索能取得成功，有必要上升到国家层面，以法律或行政法规形式规范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信息公开机制。

《办法》出台存质疑？

——专家：或影响犯罪人员融入社会

虽然多数民众为此次慈溪版“梅根法案”的出炉点赞，但也有不少人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例如，网友“山崴子 ”评论称，公开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人员信息，容易造成破罐破摔，不利于犯罪人员改恶从善。网友“读语倦”则认为，犯罪人员的信息公开是一种侵犯隐私的行为。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接受中新网(微信公众号：cns2012)记者采访时表示，无论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对未成年人的犯罪侵害都会引起社会的焦虑和愤怒。但是否要公开这些犯罪人员的信息，是一个很困难的选择。一方面，公众希望了解到这些信息，有所防范，另一方面，信息公开可能会影响到这些人员重新融入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吴宗宪则对中新网记者表示，《办法》出台的主观动机应该充分肯定，对于预防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有积极作用，但此举从法律层面看存在一些问题。

“《立法法》第八条第四项明确，涉及到犯罪和刑罚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来规范，没有给地方留下这方面立法的空间，这样的权力只能属于国家立法机关。”吴宗宪认为，此次出台的《办法》涉及到犯罪这项内容，从立法权来看，地方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权限还有待探讨。

公开犯罪人员信息又是否侵犯个人隐私？对此，支振锋表示，是否侵犯隐私要看信息公开的形式、范围和程度。如果是在犯罪人员生活的地方广而告之，那么有可能有侵犯隐私的嫌疑，但也要看公布这样的信息对于当地是否真正有用。但如果这些犯过罪的人因此远走他乡，并在其他地区犯罪，那么该举措的意义恐怕有限。

预防未成年人遭性侵

——其他国家都有啥做法？

数据显示，2012到2014年内，全国妇联系统接受的有关性侵女童投诉量增加了10%，呈现出上升趋势，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变得尤为迫切。

从全球范围看，预防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也是不少政府面临的课题。记者了解到，除美国之外，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爱尔兰、日本以及韩国等国都采用了性犯罪登记制度，有些做法值得借鉴。

例如，英国要求性犯罪者定期向政府部门登记自己变化的个人信息，包括工作、家庭住址、电话等。这些信息除非特殊情况，不会对外公开，主要方便于政府的管理工作。而在保护犯罪人员个人隐私方面，欧盟内部有也着严密的管理制度。

在美国，一些地方从幼儿园开始就会用游戏的方式向女童解释“什么是性骚扰”以及如何应对，如何求助和如何自我保护。

另外，美国和加拿大许多州、省规定，12岁以下儿童24小时不得脱离监护(年龄规定各不相同，最小9岁，最大16岁)。这些措施有效减少了幼童“单独暴露”的风险。

吴宗宪表示，过去国内对于普通公民进行预防犯罪的教育指导较欠缺。目前，更需要积极开展此方面工作，通过预防犯罪教育活动减少类似案件发生。

支振锋则强调，要想降低犯罪率，最根本的方法还是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和能力，尽量缩小贫富差距，提供更加均等的社会公共服务，保证社会充分就业，为社会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大环境。

同时他也强调，学校的相关教育也要跟上，不能只“教书”不“育人”。另外，政府也应当做好狱政管理，不要让监狱成为罪犯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