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22、23日，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为我举办曾永义先生学术研究与薪传国际学术研讨会，荣宠之余，深感僭越与何德何能的愧疚。大会希望开幕时，我能够回顾数十年来教学研究创作与文化工作的情况，我也就贸然以此应命。

曾永义

1959年9月我考入台大中文系，30岁开始从事教学、研究，也以创作为娱，并逐渐参与文化工作。而教学、研究、创作、文化这四样工作，就成为四五十年来我生命中的主要内涵。

作为一位大学老师，固然要把学生教好，也要把学问做好，如此才能教学相长。所以“学术研究”也成了教授不能推卸的责任。

我非常幸运，从念大学到取得博士学位，台湾大学文学院大师云集。光就中文系而言，台静农老师教中国文学史，屈万里老师教经学，郑骞老师和张敬老师教韵文学，洪炎秋老师教文学概论，戴君仁老师教理学与诗学，孔德成老师教礼经和金文、王叔岷老师教子书，毛子水老师教说文和论语，许世瑛老师教声韵学和文法，这些老师我都亲炙其门。另有甲骨学的董作宾老师和金祥恒老师、语言学的董同龢老师，可惜无缘受教。他们在两岸都是极受崇敬的学者，他们的教学和风范，一直滋润着我，伴随着我的成长。

我主要谈谈我是如何走上戏曲研究的路途，是一次偶然的情况。1964年7月我从马祖服完预备军官役退伍，回到学校上研究所，在中文系走廊碰到张清徽老师，她一向关爱学生，对我也问长问短，我就说：“请老师指导我论文。”于是老师要我以《长生殿》为论题，说那是集戏曲文学艺术大成的名著，学习过程中入手正确，将来治学就有门径可循。我念大学时中文系连戏曲的课程都没有，老师为了替我打基础，便在她的第九研究室一句一句为我讲解《长生殿》，这对我的受益和影响，迄今依然存在。而从此我也“鹊巢鸠占”地在第九研究室读书，将这戏曲研究室的藏书逐一阅读。老师非常包容我、爱护我，每看到我在研究室里，她就离开让我安心读书。老师还常带我去参加曲会，聆赏老师和前辈蒋复聪、夏焕新等清唱昆曲之美。这和我后来大力提倡昆曲，与洪惟助主持录制《昆剧选粹》135出有密切的关系。老师喜欢看戏，我也长年陪老师到剧院。那时出租车不好找，曾有一次，国家剧院散场后，师徒二人冒雨走到南昌街，才解决了问题。

我硕士一年级时，郑因百老师正在香港新亚研究所担任所长，只待一年就回来。也因此我的硕博士论文才能获得郑、张两位老师的指导。在电话不普及的年代，我一有问题就跑到老师在温州街的宿舍去。有一次我向老师说，我正读《孤本元明杂剧》，有所困惑令我心里不安，因为我将心得笔记拿来和王季烈的《叙录》对看，不少意见有别或者相反，而王氏是著名的曲学家。老师不慌不忙地说：你等一会儿。然后不疾不徐地走进书房，拿出经他眉批过的《孤本元明杂剧》让我翻阅，我不仅越看越得意，而且笑逐颜开。原来老师的眉批有许多针对王氏《叙录》而发，我的笔记居然和老师意见大抵相同。此事使我领受到，一位老师强化学生信心的重要。又有一次我阅读明弘治戊午刻本《西厢记》，怀疑今传《西厢记》应不是元人王实甫所作，去向老师请教。老师将他夹在书中已泛黄的纸条一一给我看，原来老师早就指出若干个疑点，我和老师相同的居然就有四条，老师有而我没有的有五条，我有而老师没有的竟然也有两条。我请求老师赶紧把它写出来，老师就在《幼狮学志》发表了《西厢记作者志疑》。

更有一次我和老师闲话家常，说到老师一部费了20年工夫写作的《北曲新谱》，应尽速出版。老师说，这样冷僻的书，出版社一定亏本，怎好求人。我说，套用老师的话，您的书早已“传播人间”，抄本不少，只恐怕将来“是非难明”。老师似有所感地说：“做学问应当越往后的人做得越好才是，因为后人可以汲取前人的经验成果作为基础，如此再加上自家努力所得，成就便容易在前人之上了。在学术的路途上，我喜欢学生踩着我的肩膀前进，只要他们有好成绩，我就会感到高兴。”老师又补了一句说，后人总不好踩着前人的头顶前进吧！其后令人高兴的是，老师找到了艺文印书馆，出版了《北曲新谱》，成为治曲学者必备之书；而在老师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学时，我为老师看守宿舍，并代校全书。老师回国后，当我的面说，不只没错字，连符号也全对。试想：马虎成性如我，焉能不为之得意万分。而对于老师“站在肩膀上”的话语，我后来也确实遵循教诲，身体力行，更以此勉励我指导的学生；但当时的感悟则是：学生也要有能力踩上老师的肩膀才行啊！

教过我们的老师，就景明、启方和我而言，最亲近的是台（静农）、孔（德成）二师。两位老师为了将《仪礼》影像化，为了帮我们谋得奖助学金，获得东亚学会的资助，成立仪礼复原实验小组，由孔老师上课，讲解《士昏礼》。《仪礼》是世界上最干枯无味的经典，我为了略知它的粗枝大叶，曾花了17个下午翻阅它的17篇，却睡了17个下午，从此我知道它是治失眠的良方。而孔老师早年为了研究它，还得兼通其它经学。兼治金文、古器物和考古学、民俗学。孔老师为我们上了很多年的课，纵使我们也站上讲台了，还要寒暑假每周一次到他研究室“进修”。我们小组有6位同学，分题研究，我分到的是《仪礼乐器车马考》。我们的集体成果有两样：一是中华书局出版的《仪礼研究丛刊》，一是由我们分饰人物演出，请庄灵拍摄的16厘米《士昏礼》影片。这部影片因年深耗损，已由叶国良教授改作动画，但就经学研究而言，迄今仍属“创举”。我的论文孔老师颇为肯定，还在台静农老师面前夸奖我；我因此也差一点被李济先生聘到史语所担任助理。而我也从孔老师那里得到治学的启示：要研究好一门学问，也要兼顾其它可以相辅相成的学问。这和我日后治戏曲而兼治韵文学、俗文学和民俗技艺有因缘的关系。

台静农老师担任中文系主任19年，没有一个学生不尊敬他。他使中文系像个和睦的家庭，同仁谐和、师生亲近，系里大师济济。我在博士班上老师的文学专题，他强调俗文学研究的重要，我交的一篇关于变文的报告，颇受老师的欣赏，可以说因此开启了我俗文学研究之门。1973年我又奉时任史语所所长的屈万里老师之命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俗文学资料分类编目工作，更使我走上俗文学教学与研究的路途。如果没有两位老师的启迪和赐予，我后来就不可能写出60余万言的《俗文学概论》。

台静农老师是“仪礼小组”的主持人，我做助理。某次我提出年度计划，陪老师算计经费。老师一向大而化之，算计时“个拾百千”搞不清楚，弄得我笑出声音来；我也好不容易结算出总经费20万元，呈到系里。没想系主任屈老师拿着计划书走到第五研究室来，对台老师语带玩笑地说：静农啊！你想贪污啊！明明总数才19万元，怎地写成20万元！可见“算计”对台老师和我来说，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也因此，我写论文如用上统计表格，郑老师批阅时，都要重新按核，而没有一次不被他改正。

我们中文系的老师真是视学生如子弟，我受惠于系上师长的，岂止上述几位老师而已。像戴君仁老师在我大学时，就鼓励我作诗填词，使我迄今还以此来记事抒怀。王叔岷老师以《庄子》名家，为人澹泊潇洒，引导我进入庄子的世界，使我养成不争的性格。像叶嘉莹老师把我诗选的习作当例子在黑板上批改，使我了解声情与词情要相得益彰；我们都陶醉在她才情纵横的作品欣赏里。林文月老师将我引进《国语日报》作她主编《古今文选》的助理，她暗中把车马费分一半贴补我。担任《国语日报》社长的洪炎秋老师在我35岁升上教授后，推荐我为报社董事。洪老师是大家敬重的读书人，他参选增补立委时，我带领中文系同学去街头散发传单，口中说：请选我们老师。所得到的回应不是说“一定”，就是说“你们老师真好”。如果我在椰林大道这50年有什么些许成就的话，多半都是这些老师们对我的爱护教导和照顾抬举。我也曾经试图像蜜蜂采蜜酿蜜一般，从每一位老师身上汲取他们学养的精华和为人的风范，我虽然不能及于千百分之一，但永远感受到他们的恩泽。

（作者系台湾著名戏曲学者、民俗学者、台湾大名誉教授。本文发表时有删节，题目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