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初拍卖行业引起媒体最热门的讨论，是北京保利拍卖将在香港上市的议题，我即刻回想起，2013年9月26日佳士得在上海举行第一次的拍卖会引起各种注意的事件里，已然透露出保利集团的布局。国际两大拍卖公司在与大陆的关系上纠结著几份恩怨中进军大陆内地，随后又有大陆的拍卖公司出走境外的举措，这一来一往是颇耐人寻味的新闻焦点。我们将筛检一些较不寻常的内容，分析大陆拍卖市场的动态。

“国际两大”在大陆布局的内含与外延

从历史上看，佳士得拍卖公司曾经二度正面冲击大陆的文物回流政策。香港佳士得(CHRISTIE'S)于2000年5月2日在香港举行春季拍卖会。标榜“宫廷艺术精品”拍卖专场以北京圆明园十二生肖喷泉中的猴首及牛首铜像引起一阵哗然。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发表社论抨击这种辱国行为，香港的学生和文化团体也在两家外国拍卖公司抗议示威。佳士得不动如山地如期拍卖，当天经过二十余轮竞价，最后由北京保利集团以740万港币拍下猴首，加上佣金共计818.5万港币，高出预估价4倍多。牛首仍由保利集团代表易苏昊和台湾的电话竞标经过21个回合的较量，保利以700万港币的成交价竞得牛首铜像，加上佣金共计774.5万港币，同样高出预估价将近4倍。

第二次冲击是法国服装设计师圣罗兰(Yves Saint Laurent )2008年6月去世，圣罗兰的生前好友皮耶•伯杰(Pierre Berger)决定将两人生前联手收藏的700余件藏品全部拍卖。2009年2月25日(巴黎时间)法国佳士得在巴黎大皇宫拍卖伊夫·圣罗兰藏品。英国《苏格兰人报》2月13日以“中国法国爲圣罗兰财宝开战”为标题报导了这事件的始末关系。在此之前，中国政府曾经取消中欧峰会以抗议法国总统萨科齐(Nicolas Sarkozy)与达赖喇嘛的会面，圆明园两件兽首拍卖事件更进一步让中法关系更加紧张。其后，厦门心艺术拍卖公司董事长蔡铭超以共计3149万欧元电话拍下圆明园兔、鼠首，并随即以“文物来源不明”为由拒绝付款。2009年2月26日早晨，大陆的国家文物局向媒体发佈“2月26日国家文物局关于佳士得公司拍卖圆明园铜像事的表态”的正式文件，表示：“国家文物局坚决反对并谴责所有拍卖非法出境文物的行为。此次拍卖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佳士得方面承担。”

佳士得在两次得罪中国政府之后，2013年春季正式进入上海设立拍卖公司，同年9月30日上海政府网站公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淮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3年)》，其中显示“禁止外商投资文物拍卖，也不允许投资文物商店。”此即说明，外资拍卖行业藉由自贸区进入中国文物拍卖市场的预期终究落空。大陆的拍卖市场曾经历两次国际拍卖公司叩关的动作，第一次是在2005年，北京永乐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取得佳士得的商标授权进行拍卖业务，直到2013年关灯歇业；第二次则是2012年9月，苏富比拍卖公司在北京“天竺文化保税区”成立中外合资公司准备进行境内拍卖保税业务。

一年之后，2013年8月30日公布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的决定》中，有关在自贸区暂时调整文物保护法的表述完全没有提及。据此，业界纷纷猜想，外资拍卖公司在自贸区内举办拍卖文物的愿望很可能就此落空了。法律条文与各界的预期落差，可能是因爲大陆官方最终希望达成的诉求是能帮助“文物回流”，由外资拍卖公司在自贸区内拍卖过去中国流出境的文物，而不是自由拍卖大陆境内现有的文物。

本土的排拒响应

2013年4月26日法国皮诺(Pinault)家族在北京宣布，向中方捐赠流失海外的圆明园青铜鼠首和兔首，可谓是修补过去中法紧张关系的举措，也给佳士得进军上海铺垫新闻焦点。由过去种种的中外恩怨中，佳士得的过失要多过于苏富比一筹，至少我们知道苏富比在北京的布局仍然要依靠具有国资背景的中方公司而显得低调，佳士得则以独资取得拍卖资格，必然引起大陆本土同行的注意。

上海泓盛拍卖董事长赵涌认为，“佳士得市场推广和品牌推广作用，更大于拍卖本身的意义”。他说：“所有的西方艺术机构，从某种方面来说，他会不遗余力的做培育西方艺术市场，这不单单是代表西方集团性的经济利益，同时也代表了他们的文化利益。”(上海证券报2013.9.28)普遍的大陆本土拍卖业者都带著文化侵略的眼光，注视国际拍卖公司进军大陆的背后意涵。若从当前情势上判断，欧美的艺术投资者希望把目前欧美滞销的艺术品倾销到中国市场，则是大陆本土业者最不希望看到的一种挤压现象。佳士得代表著欧美具有权威的拍卖公司将西方的作品带进中国，希望在中国市场推销大量的西方艺术品，本土业者深恐引发二级市场的名牌效应。其次，国际拍卖公司为艺术基金操盘的情况也成为本土业者判断后续影响的重要指标。在未来的拍卖市场运作上，若国际间艺术基金或者拍卖机构夹带有经验的“伴随作用”则对本土拍卖形成不利因素。

大陆的本土拍卖业者对佳士得与苏富比进入上海、北京两地的优劣势判断，共同地认为，由于中国内地艺术市场没有完全开放，文物拍卖受到限制，因此，国际两大拍卖公司在这方面不具备优势。也可以说，佳士得、苏富比进入内地的五年之内对本土大型拍卖公司的影响并不直接，因为受法令规章限制之下，他们在内地的短期竞争力有限。此项关乎中国文物禁止外流的基本国策，在近几年里不会有大的变化，国际两大只能从其他品项的拍卖业务扩展资源，例如，钻石、珠宝、红酒、腕表等。与艺术品、文物没有直接关系的拍卖相对就减少买家的重叠性，因此，本土业者多认为，国际两大拍卖进军大陆是象徵性的，是出于长线的考虑，同时反映他们对中国市场的渴望。

也就是因为这种长线布局的判断，让大陆本土业者不急于立刻做出回击或反应，也因为本土业者非常清楚大陆拍卖市场的特殊限制，使得大型拍卖公司纷纷往最近的境外―香港进行国际市场布局。北京保利拍卖执行董事赵旭对香港保利的未来提出预测认为：“原来对香港拍卖业务的预测，每一场拍卖实现总成交额5亿港元会很难，但现在看来会达到10亿港元。因此，明年的目标是年成交额20亿港元。”(上海证券报2013.9.28)这个现状和预估都比佳士得的上海首次拍卖要风光不少。

匡时拍卖公司董事长董国强也在积极进行赴香港筹设拍卖公司的计划，只要中国内地对文物拍卖的政策以及对进出口关税的政策没有改善，大型拍卖公司境外设点的战略考虑将是一致的。如同“国际两大”进入大陆一般，大陆拍卖业者入境香港同样也有当地的法律与制度需要适应的问题，而“国际两大”在香港和大陆所採取的不同操作方式，也是大陆本土拍卖公司可以借鉴的参考。例如，佳士首拍对选件的误判以及大陆主管单位对这场拍卖会出现的违规情况，其处理的弹性范围可以到哪里？

结语：

2012年受到《文物保护法》和《文物拍卖管理暂行规定》的约束，北京苏富比拍卖公司不能拍卖中国古文物，因此，苏富比在尚处于兴建阶段的“天竺文化保税区”内，仅能涉及中外工艺美术品、艺术品、家具、钻石、钟表、酒品等保税拍卖业务，预计三年内无法进行文物的拍卖。佳士得面临最接近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针对中国买家的中国文物和古书画业务却无计可施的窘境，还不如在香港举办拍卖会不受到多重的限制。这也促使佳士得必须制定不同的策略开展上海的业务。

预期保利拍卖进入香港之后不至于如同苏富比、佳士得遭受政府法令政策的干预影响业务，但要担忧香港是国际两大拍卖公司的亚洲大本营，长期经营的客户资源具有相当的忠诚度。而在大陆内地，北方有苏富比在文化保税区内启动市场业务的开拓，佳士得选择“不怎么南方”的上海，对保利拍卖形成“内外夹击”的态势。其实，保利集团以拍卖业务在香港上市吸引投资并不应该当作新闻焦点，更应该探究的关键是，当高调上市之后，如何因应国际和本土其他同行之间的竞争才对。至于保利在香港的经营，是否能摆脱大陆拍卖行业的陋习？端赖他们能否重新录入一批新的客户名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