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我国第一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

在担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期间，吴晗不仅校勘了多部史书、出版了易于青少年阅读的历史丛书，还与出版单位、历史专家建立密切联系，为推动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吴晗

校勘多部史书

1954年，吴晗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中共中央领导人希望他组织人校勘《资治通鉴》，并添加标点，以方便更多人阅读。吴晗随即于同年10月召集专家开展工作。1956年，他们完成了《资治通鉴》的整理和点校，并由古籍出版社出版。

1958年9月13日，范文澜、吴晗邀约尹达、侯外庐、金灿然、张思俊开会商议点校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会上确定了前四史的整理由顾颉刚、金兆梓、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华书局编辑部等个人和单位承担。会上同时还确定了前四史的整理体例，明确了前四史的完成时间——争取在建国十周年前出齐，其中《史记》争取在当年年底出版。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点校整理，由中华书局制定规划。

计划确定后，吴晗马上着手组织人力开展工作。《史记》和《三国志》已有一定整理基础，1959年按计划赶在国庆节前出版，向建国十周年献礼。《汉书》《后汉书》也分别于1962年、1965年出版，至此，二十四史前四史点校工作全部完成。

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

吴晗一直希望各方面的学者、专家能够写一些通俗文章、通俗读物，把知识普及给人民，他认为这是“一件极为重要、刻不容缓的事情”。

1958年，吴晗在北京市中学历史教师大会上建议为青少年编写一套课外历史通俗读物。随后，吴晗与其他专家一起，确定了“中国历史小丛书”编写重点：从先秦到1919年期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事件和人物；内容上要具有故事性和人物的形象性，要引人入胜；文字方面要尽量口语化，做到通俗易懂，不用或少用生僻字词，力求做到可讲可读；每种图书字数在1.5万字左右，最多不超过2万字，每册都附有插图，丛书计划出版200至300种。

这部书由吴晗担任主编，尹达、白寿彝、任继愈、何兹全、汪篯、周一良、金灿然、邵循正、季镇淮、侯仁之、翁独健、戴逸等专家组成编委会，由中华书局印刷出版。

起初，编委会指定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历史教研室的同志担任助编工作，后来随着编写工作的展开，很多知名历史学家也参与其中，开创了大家写小书的先河：如侯仁之编写《徐霞客》、周一良编写《明代援朝抗倭战争》、任继愈编写《韩非》、贾兰坡编写《中国猿人》等。吴晗提倡小丛书编委写稿，他身体力行，带头写了《海瑞的故事》。

吴晗对历史小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抓得很紧，他当时担任北京市副市长，主管文教，工作极其繁忙，但他仍然抽出时间，坚持每月至少召开一次小丛书编委会会议。吴晗还经常与金灿然及当时主管历史丛书编辑室的副总编辑巩绍英一起研究选题，把“小丛书”分成史前文化、历史人物传记、历次农民起义、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作家和作品等专题。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59年“中国历史小丛书”开始出版，《秦始皇》《曹操》《郑成功》《林则徐》《秋瑾》《海瑞的故事》等相继与读者见面。1962年10月，历史小丛书出版了整整一百种，中华书局专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丛书编委扩大会议暨庆祝大会，吴晗专程参加大会，并在会上讲了话：“编印这一套通俗历史读物，一方面是为广大青少年普及历史知识，一方面通过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爱国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都作了系列报道。

中华书局副总编辑李侃曾这样评价这套丛书：“恐怕任何一部通史，也比不上这套丛书（《中国历史小丛书》）的内容丰富多彩和详尽具体。……不论读哪一部中国通史，也不会看到专辟一章，来写五谷的历史，写漕运的历史，写邮电的历史，写钢铁的历史，写印染的历史，写京剧的历史……”

吴晗与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后，一直是小组的办事机构。吴晗在担任古籍小组成员期间，与中华书局的交往很密切。

吴晗先后在中华书局出版了《海瑞的故事》《二七运动》《明史简述》《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等书籍，每本书的出版吴晗都亲自过问，与中华书局具体商量出版相关事宜，尤其是《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一书，波折较多。

上世纪30年代，吴晗即开始全面钩稽、抄录《李朝实录》中有关中国历史的史料，到1961年，《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的整理工作基本完成，几经周折，到1966年年初，交由中华书局开始排版，准备印刷，但最终还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这部书稿的出版被搁置起来。

直到1980年，《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才终于由中华书局印刷出版，与读者见面，这部书为学术界研究元末明清时期中朝关系史提供了珍贵的参考资料。而此时，吴晗已去世十余年了。

1961年4月，研究农民战争的专家学者感到史料缺乏，为此，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组准备编辑出版一套有关中国农民起义史料的丛书，但在编选原则和编辑体例等方面有很多难于把握的地方，中华书局的有关人员就这件事情专门向吴晗请教，听取吴晗的意见和建议。

吴晗在明史研究方面卓有建树，对农民战争史料的编写非常重视，他很快对“中国农民战争史料”的编写提出了几点意见。

吴晗特别对“农民战争”这一概念给予科学的界定——“有比较多数的农民参加和政府对抗作战的战争，有的有纲领，有的没有，有的有宗教关系，有的没有……和一般的盗贼抢掠，军队哗变，军阀内战等，应有严格的区别”。他认为，对所有关于农民战争的材料应该有见必录，按史书类别如正史、野史、文集、地志、小说等，分别采录。同时，反映农民战争起因和后果的材料必须选录，否则便看不出战争的前因后果，对研究者作用不大。

吴晗还认为，不同史书记载同一件史实，但所记载内容有分歧的，编写者应加按语。对那些专门名词为今人所不易了解的，需加注释，如古地名、官制、赋税名词、俗语等。同时，反面材料需尊重史实作必要采录，假如因为史料反动而不采录，那这部“中国农民战争史料”的书便无法编成了。

根据吴晗提出的意见，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中华书局陆续出版了《秦汉农民战争史料汇编》《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隋末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唐五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等反映农民战争的历史书籍。文/齐浣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