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摄影家留下了大量“镜头中的抗战”作品，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其都是作为历史资料仅在专业研究机构内流转，业外观众很难见到。

背影 沙飞 摄

所幸的是，随着历史资料的不断发掘和整理，抗战时期涌现出的优秀摄影家及其作品，也成为追溯历史的重要手段，不仅还原着可歌可泣的历史本来面貌，同时他们的故事，也为广大观众讲述了抗战文艺洪流中的传奇。

早在1936年12月，杰出的摄影师方大曾就孤身一人深入绥远抗战前线进行战地采访，引起很大反响。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第一时间赶赴华北抗战前线拍摄了大量珍贵照片。可惜的是，这样一位优秀的战地摄影师在1937年10月前后不幸失踪，时年仅25岁。

与方大曾同龄的沙飞，全面抗战爆发后奔赴晋察冀根据地投身于抗战摄影事业。在此后十余年的摄影生涯中，他用镜头记录下了根据地广大军民英勇抗战的珍贵瞬间。

而抗战时期长期活跃在冀中根据地的著名摄影师石少华，拍摄了大量的反映冀中抗日军民地雷战、地道战、雁翎队等经典题材的历史照片。这些抗战摄影作品，不仅是抗日战争最直观的历史见证，更成为今日研究抗战摄影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

绥远前线的士兵 方大曾 摄

绥远前线的指挥者 方大曾 摄

绥远前线的士兵

在摄影师方大曾深入绥远前线拍摄的照片《绥远前线的士兵》中，主角就是绥远前线戴防毒面具的机枪手。很明显，这是一张摆拍的摄影作品，机枪手手握的是标准的ZB-26式轻机枪，也就是俗称的“捷克式”。在抗日战争中，这类武器曾被大量装备于中国部队。

在绥远战役中，日本关东军不但为伪军部队提供军费、武器，还配备军事顾问，调动飞机对中国军队的阵地进行轰炸，甚至发动毒气战。为了对抗毒气，前线部队配发了防毒面罩。据介绍，“为了支援绥远前线将士，清华大学化学系的几位青年科学家在两周内赶制出8000副捐赠给前方将士。”而根据当时全国兵工厂的生产能力，两周内赶制8000个标准制式的防毒面罩是连专业兵工厂都做不到的事。因此，这个数字更多地应该是用于宣传。

摆拍也好，宣传也罢，方大曾身为多家报纸的摄影记者和通讯员，拍摄这样照片的本意早已不得而知，或许是希望日军看到这样的报道后放弃使用毒气进攻，从而减少中国军队的战斗损失，这当然也只是后人的推测，但摄影以何种方式介入到战争之中，在战争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相信这也应该是像方大曾一样的战地摄影记者在拍摄之前就已经仔细考虑过的问题。

晋察冀北岳区反扫荡战斗 沙飞 摄

晋察冀北岳区反扫荡战斗

1936年，沙飞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曾因拍摄发表《鲁迅先生在全国木刻展会场里》《鲁迅最后的留影》等摄影作品引起广泛关注，并与木刻家李桦成为挚友。

抗战爆发后，沙飞奔赴抗日前线，1937年参加八路军，曾采访拍摄《八路军115师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国际反法西斯战士白求恩》等珍贵照片。他拍摄的《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将士》《人民生产生活》和《青年踊跃参军》等等，成为新中国摄影事业的开创者之一。

在沙飞《晋察冀北岳区反扫荡战斗》这张照片中，现场感非常强烈。可以看到，一名战士在向敌人发起冲锋时不幸中弹受伤，在即将后仰倒下的瞬间，正在战场上跟踪拍摄的战地记者沙飞按下了相机的快门。画面前景中的刺刀和远景中匍匐冲锋的战士以及远山等，为战场的残酷环境做了最好的注解。

可以想象，沙飞是冒着生命危险拍下的这张照片，他随时可能像照片中的战士一样中弹倒地。在这一战中，日军的“名将之花”、山地战专家阿部规秀中将被击毙，这是中国抗日战争中日军被击毙的级别最高的指挥官，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多田骏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而沙飞的相机，将富于动感而情绪紧张的战场瞬间凝固成永恒。

将军与孤女

聂荣臻将军和日本小姑娘美穗子

在沙飞的摄影作品中，发表于1942年《晋察冀画报》创刊号上的《将军与孤女》组照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此照片上的“男主角”是聂荣臻将军，而“女主角”是一位日本小姑娘。抗日战争期间，这位小姑娘的父母亲都葬身于炮火中，八路军战士们面对战争废墟中的她，不仅没有“赶尽杀绝”，反而悉心照顾，最终派人冒着生命危险将其送归日方。这充分展现了八路军将士们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而“将军与孤女”的感人故事也演绎了中日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

照片中的小姑娘名叫美穗子，其父加藤清利为井陉煤矿火车站日方副站长。1940年8月20日，加藤清利夫妻在炮火轰炸中身亡，八路军战士冒着生命危险从废墟中救出他们的女儿美穗子。随后，美穗子被送到晋察冀军区部队司令员聂荣臻的前线指挥所，得到精心照顾，不久便由老乡用挑子送到日军部队里。时隔40年后，1980年7月，在多方努力下，已经43岁的美穗子如愿来到北京，并在人民大会堂受到聂荣臻的接见。

白求恩在工作

白求恩大夫的故事

白求恩的名字因毛泽东《纪念白求恩》一文而在中国家喻户晓。在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中，与沙飞关系最为密切的就是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

巧合的是，白求恩除了医术出色，还是一位摄影爱好者。他来中国之前，特地购买了新型的照相机，由于没有洗印设备，一直无法冲印照片，在认识沙飞后，他们相识相交成为挚友。因为沙飞懂英语，他们之间的沟通很顺畅，这一难题也随之迎刃而解。白求恩用自己的相机拍摄了许多照片，并同沙飞一起想方设法将拍摄的照片刊发在各地的报纸上，力图让更多人了解八路军顽强抗战的精神。而相同的兴趣爱好和无障碍的语言交流，也使两人很快成为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因手术意外感染不幸逝世，沙飞闻讯后悲痛万分，并拍摄了白求恩遗容、灵堂以及聂荣臻将军等人向遗体告别等感人的历史镜头。

时至今日，当捧起这些带着体温的照片，回想起在抗日前线上，除了真刀真枪的战士用生命捍卫祖国之外，还有手扛相机的战地记者，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在不同的战场与日寇展开斗争。

战地摄影家们拿起手中的相机，不仅记录着一幕幕精彩的画面，更记录了战争中的情怀和记忆，为时代勾画出一个更立体、更有温度的抗战岁月，这或许正是抗战摄影作品的独特魅力之所在。文/田达治

（作者为北京韩美林艺术馆馆长助理；图片来源于国家博物馆、田达治、冯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