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法生在2010年为小儿子的婚礼新盖了住房，但婚没结成。澎湃新闻记者 卢梦君 图

缺水问题困扰着山丹县的绝大部分农村。张烨媛 图

李卫国（化名）没想到，花了四十多万给大儿子娶回来的媳妇，就这么跑了。

这个53岁的西北农村老汉皮肤黝黑皱纹深嵌。他和老伴带着小孙子生活在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李桥乡，大儿子如今只身去新疆打工，小儿子刚刚从大专毕业。

“还欠着30万的债，走一步算一步吧。”他说。

当所谓的“剩男”“剩女”成为舆论场高频词汇的时候，中国农村或许在经历更严重的光棍危机。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在2011年的研究论文中指出，（中国农村）光棍率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变化较为平缓，自1980年代中后期至今，则逐渐加剧上升。

“经济因素对光棍的形成越来越成为最重要的直接原因，然而，其背后的机制则主要是通过将婚姻变成一种高消费而得以实现的。”刘燕舞写道。

今年7月，澎湃新闻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组成的“记录中国”报道团队在张掖市山丹县位奇镇和李桥乡采访发现，男性婚恋难成为采访中难以回避的话题。

不吃不喝攒六年

李卫国清楚地记得，为了给大儿子娶媳妇，他曾购买了县城一套30万左右的房产、一辆20万左右用以跑运输的大卡车，还花了12万元彩礼以及各种仪式的开销。

这个程度的开销在当地农村是娶媳妇的“标配”。

李桥乡党委副书记徐成林向“记录中国”报道团队描述，当地娶媳妇讲究“一动不动”，“一动”即一辆车，“不动”即县城一套商品房，而不出彩礼就讨不到媳妇。

他算了一笔账：按照山丹县目前每平方米三四千元的市价，一套商品房要花费30万元左右，加上装修、购置家具，总计40万元。再加上一辆车和至少10万元的彩礼，娶个媳妇至少要花费60万元。

“一家两口靠手艺在外面打工的话，一年赚10万，不吃不喝得6年。这几年劳务市场不景气，好多项目不开工，赚不来（这么多）钱。没手艺的更赚不了这么多。”徐成林说。

靠着贷款加借钱，李卫国在2009年完成了大儿子的婚事。

2010年，跑运输的大儿子赔了钱。儿媳妇说了一句“回娘家过正月十五”，便再也没有回来。

李卫国还跑去隔壁镇子，找到儿媳妇的娘家打听，得到的说法是“出去打工了”。

之后，李卫国把县城的房子卖了，但“赔了钱”；贷款还不上，大卡车就被抵押去了。30岁的大儿子跑去新疆打工，他的小孙子从小喝奶粉长大，如果想妈妈了就“哄着”。

李卫国已无力再考虑两个儿子的婚姻问题：这是大儿子自己的事，小儿子也要先找到工作再说。

“账太多，顾不上了。”他说。

女孩不愁嫁

人口性别结构失衡，再加上经济因素的搅动，农村光棍逐渐聚集在贫困和弱势群体中。

山丹县位奇镇的孙法生（化名）只有56岁，脑溢血后基本失去了劳动能力，是村里的贫困户。

到孙法生家里采访的时候，他聊起了小儿子的事。

2010年，孙家花了11万余元在村里新砌了住处，一个小院子，里头几间平房，简单装修、外墙贴着白瓷砖。除了盖新房，孙家还筹了10万元的彩礼钱准备给小儿子娶媳妇。对于年收入不到万元的孙家来说，已经是巨额的投入。

然而，这场婚姻最终不了了之——原因是孙家“没有楼房”，意即没能在县城买一套商品房，没达到“一动不动”的标配。

如今，孙法生和老伴只能为年近30岁的小儿子发愁。在孙法生看来，借了钱能娶到儿媳妇也算很有本事了，毕竟有钱娶不到儿媳妇也是常有的事。

徐成林向“记录中国”报道团队介绍，在李桥乡有一家三个光棍的：爹是光棍，因为媳妇死得早，两个儿子也是光棍。

“有时候，有了钱也不一定找到媳妇。一看经济基础，二看家里情况，像那种情况：家里穷，一群光棍，肯定生活负担重一点。女方也要挑的。”徐成林说。

在2016年年初，《中国青年报》的一组专题报道曾引述了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树茁等人的研究结果。

李树茁等人根据几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以20世纪80代初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参照，对我国1980年到2010年间出生人口的性别情况进行分析，推算出这30年间我国出生的男性为2.9亿人，女性为2.54亿人，男性比女性多出大约3600万。

他们给出的结论是，由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城市化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复合影响，中国人口性别结构已整体失衡。

“1980年代后出生的男性中，将有10%至15%的人找不到或不能如期找到配偶。考虑到边远地区是婚姻挤压的最后一级，农村失婚青年的比例要高得多。”李树茁说。

用徐成林更接地气的说法就是，“这个地方一过25岁都成大龄青年了，男女都一样”，但是“女孩不愁嫁”。

流失的农村女青年

为了帮助脱贫，一些乡镇将“劳动力输转”作为主要手段之一，而劳动力输转也在加速农村的婚恋难问题。

因为干旱缺水、粮食价格下降等原因，山丹县部分农村农民种地收入单薄，每亩地一年的纯收入仅有300元左右。根据官方信息，整个山丹县13个贫困村去年输转贫困户劳动力4300人。

以位奇镇为例，镇上的两个贫困村新开村、王庄村去年分别组织劳务输出1000人次，而两个村的总人口分别是694户2774人和418户1739人。

当地干部在受访还谈到了农村光棍增加的另一原因：外出打工的男青年因为房子、收入等现实问题很难在城里找到对象，与之相较，外出打工的女青年则更容易在城市里解决恋爱婚姻问题。

为此，当地农村男青年不得不提前谈婚论嫁的时间，同时将自己的目标锁定为十八九岁的女青年，要在她们出去打工前就把人“圈住”，把婚事定下来。

刘燕舞根据自己在全国十余省市农村的调查，从光棍问题最严重、一般化、不太严重三种地区的情况推算，全国农村30岁以上的所有未婚男子大约在2000万左右。

《新华每日电讯》今年2月刊载的一篇评论文章称，在个体无力解决剩男婚姻问题的情况下，从各级政府到社会组织都应该伸出援手。因为农村剩男不仅是剩男的个体危机，甚至是一种农村危机，而且还有可能影响到城市发展。

“如果在精准扶贫中把贫困农村剩男列为重点扶贫对象，通过教育培训等手段提高农村贫困剩男的谋生及致富能力，无疑是给他们加分，方便早日成家。再比如，近年来农村女孩纷纷外出打工，也造成农村剩男增多，如果向劳动力输入比较集中的地区定点输入农村剩男，既能增加他们收入也能让他们多认识女性。”上述评论文章称。（澎湃新闻记者 卢梦君 复旦大学学生 施许可 董子豪 张烨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