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学者高濂在《遵生八笺》中对明代画家予以品评，其中写道：“若郑颠仙（郑文林）、张复阳、钟钦礼、蒋三松（蒋嵩）、张平山（张路）、汪海云（汪肇），皆画家邪学，徒逞狂态者也，俱无足取。”

高濂对诸人的评价得到了其他论者的认同。明代著名收藏家、鉴赏家项元汴的《蕉窗九录》中有同样的记载。作为当时极具盛名的书画收藏鉴赏家，项元汴的点评无疑 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明代另一学者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也对上述诸人作品嗤之以鼻，讥讽诸人的画作“辱吾之几榻也”。

那么，在明人眼中，何以称作“邪学”呢？高濂的品评已经给出答案——“徒逞狂态”。在鉴赏家看来，诸人画作一味追求恣肆、狂放，而流于草率。《无声诗史》为张路作传，认为其作画多“草草而就”；《明画录》称钟钦礼“纵笔粗豪，多乏气韵”；称蒋嵩“行笔粗莽，多逾矩度”。

右图为郑文林《柳荫人物图》，该图以泼墨侧锋，拖泥带水，尽情挥写乱石老柳；以细碎之笔，密点柳叶，疾写杂草。画中人物偏头斜目，举止怪诞，神情诙谐，颠狂之气，跃然画外。

人物形象扭曲歪邪，山水草木行笔粗莽，郑文林的画作“狂态”毕现，被斥为“邪学”也就不足为奇了。

事实上，虽然历史上并无邪学一派，但张路、郑文林等人被视为“画家邪学”，却意味着一个实实在在的画派的衰落。究竟此派为何？且看下回分解。（朱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