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世界顶尖的高等教育，就不可能产生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人力资源，也不可能产生奠定国家比较优势的科技创新成果。我国历来把教育发展战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来对待。国民经济的每一次重大转型，背后都有教育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

重点学科不是人为指定

重点大学也非国家分封

建国之初，我国国力较弱，属于典型的穷国办大教育。由于公共资源稀缺，这个阶段的高等教育只能是小规模的精英教育，目的是培养经济建设所急需的高级专门人才。从教育与科研的关系来看，仿照前苏联的体制，大学教育与科研相分离，高校主要聚焦于人才培养，科研以科学院等独立的科研院所为主。

由于资源有限，不可能全面同等地建设所有大学，因而就启动了重点大学建设。1954年，中央发文指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6所重点建设大学。1959年，中央又指定了16所全国重点大学，几个月后增加到20所。总体而言，这个历史阶段的重点大学建设战略可以概括为：“一包二统（国家包下来、政府统起来）”，指定重点大学，聚焦人才培养，科教适度分离，服务经济建设。

“拨乱反正”后，邓小平同志提出，四个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他认为，重点高校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建设重点大学，既是办教育的中心，也是办科研的中心。因此，1985年教育体制改革要求，建设一批重点学科，自然形成一批“两个中心的大学”。这本质上是从重点学科建设入手，形成一批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按照这一改革思路，重点学科不是人为指定的，重点大学也不是国家分封的。

1995年，中央提出科教兴国战略；跨入21世纪，强调建设创新型国家。在这个宏观背景下，“211工程”应运而生。之后，“985工程”建设进一步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由此，重点建设走向了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齐头并进的新阶段。

虽然211、985政策有力地撬动了“塔尖”高校的建设，但是仍然留下了不少遗憾。首先，高等教育的体制机制改革相对滞后，大学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和产生重大原创成果方面仍然乏力；其次，高等教育系统发展不平衡，中层和底层高校的办学资源明显不足，学生培养质量参差不齐；再次，出国留学潮导致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现显著逆差，单位创收、个人创收导致学者精力的耗散；最后，在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内部存在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复交叉等问题。

仅聚焦于提升西方学术水准

难免落入西方“依附论”窠臼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将为“经济结构优化、发展动力转换、发展方式转变”提供科技、人才和精神的三重支撑。高等教育结构调整政策日趋明朗，“双一流”政策、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政策、应用性本科转型政策逐步成为新时期高教结构调整的三大支柱性政策。

特别是，“双一流”建设目标指向更加明确，分为三个层次：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世界一流学科前列或行列。无论哪个层次，一以贯之的以重点学科建设为核心不会变，最终都要排队显高低、循证看成效。

“双一流”政策是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的延续，但重点建设不再局限于“双一流”范围，将逐步走向整体拨款、整体建设和自主发展的新阶段。2012年开始，国家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由发改委、教育部组织实施重点扶持一批有特色、有实力的省部共建或省属重点大学，计划重点支持建设中西部24个省区市的100所地方高校。其目的是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促进高等教育协调发展。一批本科院校向应用型转型政策，则定位于促进高等教育的分类改革和高等学校的特色发展，破解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结构性矛盾。

“双一流”政策是经济新常态下高等教育政策组合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原有211、985重点建设政策的延续和拓展，但并不意味着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的重新洗牌、重贴标签。“双一流”政策也不意味着未来的中国高等教育要从所谓西方“边缘”走向西方“中心”。如果“双一流”政策仅仅聚焦于提升中国大学的西方学术水准，那将难免落入“依附论”的窠臼。中国大学应把促进世界文明对话为己任，给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一个可替代的发展模式。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如果“双一流”政策追求精神层面的世界级大学，而不是技术和指标层面的世界一流大学，聚焦于推动中国大学融入国际社会，主导全球创新、促进文明对话、增进人类福祉、引领可持续发展，那么突破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玻璃天花板”就只是时间问题了。（张端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