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花厅——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花厅墓地大多数墓用猪或狗随葬。”这篇文章所要关注的便是花厅墓地的殉狗现象。纵观整个花厅 墓地，殉狗的墓葬集中出现于北部墓区。该现象普遍见于高、中、低级墓葬之中。花厅墓地的文化属性较为复杂，它是北临的大汶口文化与南来的良渚文化交融共生 的产物。因此，其文化面貌涵盖上述两类文化，而殉狗便是鲜明的代表。大汶口文化中较为流行随葬狗的习俗，在该习俗中：狗均为整只，位于死者腿侧的位置。殉狗这一葬俗流行于大汶口文化早期，虽然猪、狗曾并行使用过一段时间，但在其后猪便成为殉牲的主角。

狗的历史颇为悠久。狼向狗的演化发生于距今31700年，其证据便为比利时境内Goyet Cave遗址出土的个体，其吻部明显短于狼类。鉴于狼与狗在早期阶段区别不大，直至距今14000年才在俄罗斯西部发现特征较为明确的狗类案例。

2016年6月，《Science》公布最新的狗类起源研究结果：虽然目前狗类的具体起源地尚不明朗，但已确知，欧亚大陆东西两部的狗分别由不同种属的 狼群演化而成，是为两类。而根据古人类学家WittRipan Malhi与Kelsey Witt的研究，狗和人类的关系已维系长达1.1万年至1.6 万年，在共生的环境中，人类为狗提供稳定的居所与食物来源，而狗则担当着护卫、狩猎、托运甚至食用的功能。

作为古代重要家畜的狗，在中国境内最早见于距今约7000至9500年的中原地区，以贾湖、裴李岗、磁山等遗址为代表。墓葬殉狗的情况在大汶口文化早期颇为盛行。山东长岛陀矶岛龙山文化墓地发现埋有整狗的坑；在其后的二里头文化阶段，殉狗现象却渐趋减少。  

在两周，狗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孔子守礼葬狗所体现的仁义理念为世人传为佳话。孔子曾让子贡为其埋葬一条看门狗，并叮嘱道：“路马死则葬之以帷，狗则葬之 以盖。汝往埋之。吾闻敝帷不弃，为埋马也；敝盖不弃，为埋狗也。今吾贫无盖，于其封也，与之席，无使其首陷于土也。”此事并见于《孔子家语·曲孔·子夏 问》与《礼记·檀弓下》。句读之间充盈着怜悯与仁义之词，足见彼时古人已与狗等动物形成了颇为紧密的羁绊。《礼记·王制》载：“士无故不杀犬豕。”《礼 记·曲礼》曰：“凡祭宗庙之礼……鸡曰翰音，犬曰羹献。”足见狗的地位并不局限于家畜，已然成为祭祀的重要组成成分。

就殉狗的功能而言，诸家众说纷纭。《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报告中认为墓葬殉狗具有守卫墓主之功能，黄展岳、唐云明、赵芝荃、杨华等人赞同此说。该现象或是 为墓主人把守“黄泉”路入口或阴阳两界通道。许进雄更偏向于认为狗的存在对于墓主有陪伴作用。王志友则提出其具有宁四方、正方位的功能。本人认为，据文献 可知，既然狗在祭祀活动中充当着较为重要的角色，可见其具备通灵之作用，可谓先祖表达万物有灵原始宗教崇拜的媒介，殉狗可能具有参透天地与神灵相往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