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笔者的研究，民国时期，齐白石作为从事书画、篆刻艺术的“北漂”艺人经历相当坎坷，用现在话说绝对是艺术上励志的传奇人物。要知道民国时期，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市场上，他都受到京城众多画家的冷落、压制、排挤，甚至一度成为众矢之的，遭到北京画坛保守派们的口诛笔伐，有的骂齐白石的画是“野狐之禅”“俗气熏人”，有的骂齐“不学无术”“不能登大雅之堂，”极尽攻击之能事。

附图1、齐白石（1864—1957年）

在整个民国，他始终游离在画坛主流集团——“中国画学研究会”和“湖社画会”之外，要不是陈师曾（1876—1923年）和徐悲鸿（1895—1953年）的先后出手相助和提携，白石恐怕很难在京城站住脚。据齐白石年谱记载，齐1919年定居北平，住在法源寺，当时，齐白石卖画门可罗雀，作品销路很不畅，即便售出价格很低，正如他自己所述：“我那时的画，不为北京人所喜爱。除了陈师曾以外，懂得我画的人，简直是绝无仅有。我的润格，一个扇面，定价银币两圆，比同时一般画家的价码，便宜一半，尚且很少人来问津，生涯落寞得很！”造成这一状况主要还是买画者认为齐的作品是随意涂几笔而成，一天少则可画几幅，多则可画十几幅甚至更多。

为迎合买画者的心态，齐一方面在绘画上作改进，如在花卉中添加一只或数只细致入微的“草虫”，让买画者觉得工细逼真的“草虫”是费了很大功夫的；另一方面，齐白石曾托好友胡鄂公请吴昌硕（1844—1927年）为自己写 “润格”，吴为了提携这位倾心愿为门下的后辈，对其诗、书、画、印作出了较高的评价，应该讲，吴也算是给足了齐白石的面子。1922年吴昌硕的弟子陈师曾将吴昌硕、陈半丁、齐白石等画带到日本办展卖画，结果齐白石画全部卖出，平均每幅卖了100元银币，山水画更贵，二尺长的卖到了250元银币。这样的价格，在国内想也不敢想。

而当时声望远在齐白石之上的陈半丁10幅中卖掉了6幅，消息传到国内，齐白石作品在国内的销路有了很大改观。齐白石“衰年变法”创立的“红花墨叶”大写意花鸟画风也是在陈师曾的点拨下完成。可惜，作为白石知己和贵人的陈师曾1923年就去世了，陈只活了47岁，白石甚为悲痛和惋惜，写下了“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之后，海归派艺术代表人物林风眠（1900—1991年）尤其是徐悲鸿对齐白石这位北漂民间老艺人尊崇有加、多方关照、关爱备至，这里徐多少带有一定的同情成分，不仅聘他到大学任教，而且在各种画展等场合抬举他，甚至生活上无微不至，齐白石曾发自肺腑地写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君也。”

应该讲，齐白石在建国后艺术上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徐悲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徐悲鸿评价齐白石艺术还是有限度的，不像对张大千、任伯年那样五体投地，如评价张大千是“天纵之才”“五百年来第一人”；评价任伯年是“为仇十洲以后中国画家第一人”。记得1931年，为了扩大齐白石的影响，徐悲鸿说服中华书局的主要负责人舒新城出版了《齐白石画集》，并亲自编辑并为之写序。他评价齐白石的画说：“齐白石之长处，在有色彩，一往直前，无所顾忌，惟多红而少绿。或其性格所尚，写昆虫突过古人，其虾、蟹、雏鸡、芭蕉，以墨写者，俱体物精微，纯然独创。”可以说，整个民国时期，齐白石名望没有跻身于一流画家之列，卖画价格也始终在二三流画家之间徘徊，至于当今画坛上所说的“南张北齐”（南指张大千）笔者也没有查到相关的资料考证，倒是“南张北溥”（南指张大千，北指溥心畬）来历非常清楚，南北画坛积极响应，并影响至今。那么，民国时期齐白石不被看重究竟是何原因？究竟是何人与齐白石过不去？（附图1）

众所周知，本世纪初，当海上画派风靡中国画坛时，作为有深厚文化历史根基的元、明、清三朝的故都，也涌现了一批博彩众长、融会中西于一炉的改革者。这当中，有金城、周肇祥、陈师曾、萧俊贤、萧谦中、陈半丁、齐白石、胡佩衡、汪采白、姚茫父、王梦白、汤定之等，然北派名宿之集大成者，当以金城为首，且影响最大，门生众多，尤其是他倡导“入古出新”的艺术主张，得到了北方画坛众多画家积极响应，可以说，他不仅统治民国北方画坛的艺术走向，也左右了当时藏家的收藏取向。（附图2、3、4、5、6、7、8）

金城（1877—1926年）是近代著名的学者、书画家、篆刻家、美术教育家。原名绍城，号巩伯、拱北，别署北楼，因世居浙江吴兴，又自号藕湖渔隐，浙江吴兴（今湖州）人，生于北京，斋名“逍遥堂”。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喜爱绘画，别无师承，全靠临摹家藏古代名迹，几可乱真。所以，他是一位传统功力极为深厚的书画家，擅长山水、花鸟、人物、书法、篆刻，旁及古文辞。早年留学英国，在肯司大学学习政法，毕业后远渡美、法诸国，考察法制及美术，可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一位大学者。归国后，回国后初任上海公共租界会审议委员，后被聘为编订法制馆、协修奏补大理院刑科推事、监造法庭工程处会办。宣统二年（1910）法部派金城充美洲万国监狱改良会代表。中华民国成立后，任众议院议员、国务秘书，参与筹备古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前身），倡议将故宫内库及承德行宫所藏金石、书画于武英殿陈列展览，供广大群众和画家们研究学习。1918年创立了名闻遐尔的中国画学研究会，聘周肇祥为会长，聘任当时画坛精英萧谦中、于非厂、胡佩衡、俞明、陈半丁等为教师，许多有绘画基础的青年聚集在画学研究会，由金城等讲授古代绘画的成就与艺术。他竭力提倡保存国粹，临摹画稿，一笔不苟，以此造就新国画人才，如以后成为名家的刘子久、马晋、陈少梅、田世光、管平湖、陈缘督等皆出身于此。遗憾的是56岁的金城就因病去世，有专家认为，若是金城不早逝，他的艺术成就会很高，民国美术史也将被改写。金城去世后，画学研究会的部分会员为纪念他，于1927年由他的儿子金潜庵发起组织了“湖社画会”。并编辑出版半月刊《湖社》，后改为月刊，刊登社员及名人作品，介绍古代名画，宣传维护传统画法。湖社影响甚大，成员几乎遍及全国，盛极一时。（附图9、10、11、12）

对中国画艺术，金城始终认为，文人笔墨意笔草草，不求形似，已成中国画学衰弊之源。“工笔固未足以尽画之全能，而实足奉为常轨；写意虽亦画之别派，而不足视为正宗。能工笔者，学写意而不难；专写意者，求工笔者匪易。后人不察，动以写意矜人。谓能尊崇高古，而画之一道，遂失其堂堂正正之师”（见《金拱北讲演录》）。金城对工笔设色绘画富于勇气的大力倡导，使被打入另册已数百年的传统工笔在全国异军突起，亦使北京画坛独树一帜，蔚为特色。从二十世纪时代倾向来看，这也是一个对陈陈相因，因袭古典笔墨的文人画取强烈批判态度，而因引入西方写实，故对传统北宗与院体相对青睐的时代。从这个角度，以金城为代表的北京画家群，则从古典写实传统的角度应和了此种时代风气。京派画风的独特价值和时代意义也就在这里。其后的徐燕荪、马晋、陈少梅、田世光、管平湖、陈缘督、张其翼、惠孝同、刘子久、吴镜汀、吴光宇、卜孝怀、刘凌沧、王叔晖等都是其追随者。所以，金城作为当时北方画坛领袖，门生众多，且多有成就，他的艺术观念和主张极具影响力，也使得古典写实传统这一路画家可谓盛极一时，且统治了民国京津画坛。尽管金城1926年就去世，生前也没有资料显示他遇见过齐白石，但他的绘画理念和主张被当时众多画家所接受和继承，并成为当时画坛的时尚，这一现状直接导致齐白石这路大写意花鸟遭冷落、被排挤。有三件事颇能说明齐白石当时的境遇，第一件事是1926年春，从海外归来的林风眠就任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校长，开始施展自己的艺术抱负，实践着伯乐蔡元培的“兼容并蓄”和“学术自由”的治学思想，对教学进行布局和改革。据林先生回忆，曾想请民间画家齐白石到艺专任教，结果遭到校内一群国画教师反对，他们说，如果齐先生从前门进校，他们就从后门出去。可见当时国画教师对齐白石成见有多大。不过，林广纳贤才，顶着压力，不顾大多数中国画教员的反对，毅然聘请齐白石任教。第二件事是齐白石应酬受冷落。据齐白石回忆：“有一次，我到一个大官家去应酬，满座都是阔人，他们看我衣服穿得平常，又无熟友周旋，谁都不来理睬。我窘了半天，自悔不该贸然而来，讨此没趣。想不到兰芳来了，对我很恭敬地寒暄了一阵，座客大为惊讶，才有人来和我敷衍，我的面子，总算圆了回来。事后，我很经意地画了一幅《雪中送炭图》送给兰芳，题了一诗，有句说：‘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势利场中的炎凉世态，是既可笑又可恨的。”第三件事是请评论家大佬写文章遭拒。当年堪称是国内和港澳两地第一“名编”的艺评界大佬陆丹林（1896—1972年）时常为吴昌硕、张大千、张善孖、吴湖帆、郑午昌等名家写文章，齐也曾想送画给陆丹林，希望陆为他写文章美言，结果被陆拒绝，当时陆主要也是看不上齐白石大写意花鸟之作，并非与齐个人过不去。（附图13、14）

笔者以为，齐白石民国时期受到排挤和冷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他木匠出身、节俭小气、甚至吝啬的习性都与当时京城达官贵人格格不入，但最主要恐怕还是他的大写意花鸟画风与当时主流画风不符，因而受到众多画家的诟病和白眼，那时以周肇祥（1880—1954年，中国画学研究会会长、古物陈列所所长）、王梦白（1888—1934年，北京美术专门学校中国画系主任、教授）、姚华（1876—1930年，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余绍宋（1882—1949年，北京美术学校校长）等为代表的艺术大佬，对齐白石这路大写意花鸟画风冷嘲热讽、抨击尖锐，他们认为齐白石的作品是根本不入流的“野狐之禅”，是画匠、匠画。周肇祥是个位高权重、著作等身的艺坛重量级人物，工诗文，精鉴藏，通文史。晚年潜心金石书画，是京津画派的大佬和领袖人物。1926年起担任古物陈列所所长（故宫博物院前身）、中国画学研究会会长，他在北洋时期曾做过湖南省代省长、湖南省财政厅厅长，是湖南的父母官，但他对来自湖南的齐白石却始终以鄙视的态度，周曾公开跟他的学生说，你们不要学齐先生的画，他的画是骗人的。余绍宋在日记中也写道：“齐尤为荒谬，令人作恶。”王梦白甚至还与齐白石对骂，据石谷风老先生所忆：王梦白、齐白石当年同于北平艺专任教，两人隔岸相对作画，王梦白往往一边绘画一边对齐施以谩骂，还常常学习其湘潭口音以为取乐。有趣的是梅兰芳、王雪涛都是王和齐的入室弟子，他们拜王在前，拜齐在后，但梅兰芳、王雪涛的画风走的还是王梦白一路。尤值得一提的是，连身居上海的吴昌硕晚年也以“北方有人学我皮毛”的话语来讽刺一下自己的“山寨产品”。在这样大环境下，要不是陈师曾、徐悲鸿的提携和相助，齐白石在很难在京城养家糊口。可谁又能料到新中国成立后，木匠出身的齐白石却是一支独秀，万千宠爱于一身，不仅被推举为全国人大代表，文化部授予他杰出的“人民艺术家”称号，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为他拍摄专题纪录片《画家齐白石》，还让他担任北京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北京中国画研究会主席，甚至还被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请去中南海吃饭。齐白石90岁生日时，北京文艺界组织了200余人为他举办生日庆祝会，至于齐白石大写意花鸟画风更是风靡大江南北，成为画坛的时尚，而传统宋元经典一路画风则被边缘化了，这也验证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古话。所以，齐白石在建国后名望扶摇直上，大红大紫，风头盖过了所有画家，这恐怕连齐白石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的。（附图15、16、17、18、19）

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可以看到齐白石波澜起伏、冰火两重天的艺术人生。对齐白石的艺术，他自己曾多次说过：“我的诗第一，印第二，书第三，画第四。”但如今看来，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推他的绘画，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齐白石地位和影响的直线上升，很多评论家对白石艺术也是不吝赞美之词，有的把齐白石捧上了天，甚至被神化。实际上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已意识到之前把老乡齐白石捧得过头了，在他看来齐白石花鸟画仅是雕虫小技，他甚至说过“齐白石、陈半丁之流，就艺术而论，还不如清末某些画家······”在评价齐白石艺术中，笔者十分注意老一辈名家的评语，如陈半丁、潘天寿对白石的绘画艺术都有评价，但他们说得很婉转，大意认为吴昌硕艺术仍要高于齐白石，这恐怕与他们是吴的弟子有关。不过，评价齐白石最到位的要数自称“五百年来精鉴第一人”的张大千，记得著名篆刻家王壮为与张大千聊起王一亭、吴昌硕、齐白石的艺术。张大千曾说：“王一亭、吴昌硕都学任伯年，但王一亭太‘能’，吴昌硕则较‘纯’。吴昌硕以拙朴篆法入画，甚至章法都是，如他写石鼓文也偏重右上方的格局。所以吴昌硕的艺术成就比王一亭大。但是齐白石之‘纯’，更甚于吴缶老，所以齐白石的作品更胜于吴昌硕。”

当然，对齐白石艺术地位和成就的评价并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笔者只是重点阐述齐白石在民国北漂京城坎坷的经历，这段经历堪称传奇，细细品味，耐人寻味。（附图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