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宗润

上海博物馆今年初在“吴湖帆书画鉴藏展”上曾展出难得一见的藏品《刘定之像》，该作是吴湖帆与“苏裱”大家刘定之交往之见证，为1955年刘定之六十七岁时，吴湖帆、郑慕康等集体合作，并有十余位海上文化名人，如叶恭绰、谢稚柳、沈尹默等题诗作跋，吴湖帆甚至以不同书体两次题写跋文，称赞刘定之为“书画神医”。刘定之是一位从事书画装潢修复的艺人。然传统装裱修复长期以来被视为一种工匠技艺，装裱师也往往被视为手艺人或工匠受到轻视。而刘定之为何得到吴湖帆等海上文化名人的敬重，并为之合作画像？

刘定之（1888-1964），字春泉，江苏句容人。幼枕书画，十五岁到苏州拜师习裱画，二十五岁在苏州城内宫巷开设裱画店“晋宜斋装池”，1932年后至上海开设“刘定之装池”，因装裱工艺独特、用料讲究、技术高超，闻名海上，有“装潢圣手”之誉。

吴湖帆是刘定之交往最频繁、最亲密的顾客。吴湖帆绝大部分的藏品都经刘定之之手装裱修复。吴湖帆的《丑簃日记》中常常可以看到关于刘定之取画送裱的记录。刘定之在实践中也逐渐炼就了不凡的书画鉴别的本领，故其在装裱修复书画的同时，也进行一些书画的经营和交易。刘定之收集到并装裱修复好的书画作品往往第一个送到吴湖帆府上。吴氏至刘定之装池铺若碰到心仪的作品，也会委托刘定之代为求购。可以说吴湖帆与刘定之既是顾客与经营者的关系，又是朋友，甚至还可以说是书画鉴藏事业的“合作者”。吴湖帆收藏的历代法书名画几乎抵得上一个相当规模的博物馆。建国后，吴氏绝大部分的作品与个人收藏归入上海博物馆，为我国法书名画的保存做了巨大的贡献。这其中，除了吴湖帆个人扎实的绘画功力、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雄厚的收藏实力以及高超的鉴定能力之外，也得益于围绕在其身边的能工巧匠。刘定之可谓吴湖帆艺术鉴藏事业中最为突出的助力者。

除吴湖帆外，刘定之也得到徐俊卿、张葱玉等海上书画家、鉴藏家的推崇。刘定之还常常参加文人间的聚会，与许多文人藏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故而得到海上书画家、文化名人为其合作《刘定之像》，还为之题诗作跋。而刘定之也被塑造成文人的形象，并环绕以文人最钟爱的、可遣意舒心的山水园林之景。

1960年，刘定之进入上海博物馆任文物修复顾问，后又北上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藏唐代孙位《高逸图卷》、宋代梁楷《八高僧图卷》、宋代李嵩《西湖图卷》，故宫博物院藏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等都是在刘定之的指导下装裱修复的。刘定之还培养了不少后继者，如马王堆帛画的修复者窦治荣即是刘定之的高徒，北京故宫保存修复部的张跃选亦出于刘定之门下。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的逐渐开放，不少修复师走出国门，把“苏裱”带到日本、美国、英国，使中国书画装裱走向世界，并得到世界的认同，这其中就有刘定之的再传弟子。

集一时之盛的《刘定之像》

上海博物馆所藏《刘定之像》是吴湖帆与“苏裱”大家刘定之交往之见证。纵26厘米，横351.5厘米。画面描绘了一片春和景明，水清幽里，佳木葱茏。主人翁乌发长髯，文质彬彬，着淡蓝色长袍，坐于水槛朱柱玉栏边，观双燕斜飞，鸳鸯去复来。

围绕于人物周围的杨柳、湖石、杂花由吴湖帆所绘。为主人翁造像的则是与吴湖帆同时期的著名人物画家郑慕康（1901—1982），其人物肖像糅合了西洋的明暗法、透视法与中国工笔人物的写真传统，既高度契合了人物的形，又传达出中国人特有的神韵。此外，吴湖帆的外甥兼弟子俞子才（1915—1992）画玉栏朱柱；海上著名的女画家兼词人周炼霞绘鸳鸯；陆俨少写菰蒋树石，何遂（1888-1968）点树叶。画卷前有叶恭绰题引首“水槛遣心图”，后有吴湖帆、冒广生（1873-1959）、黄葆戊（1880-1968）、谢稚柳（1910-1997）、沈尹默（1883-1971）、陈半丁（1876-1970）、姚虞琴（1867—1961）、向迪琮（1889-1969）等十余名著名书画家、鉴藏家赋诗作跋，殊为难得，可谓集一时之胜。

特别值得一提是，画卷前端吴湖帆以行草书题作长跋；画心处吴湖帆再次以狂草书写跋文，书风取法怀素与米芾，洋洋洒洒，逸态万千，又不失法度。两次题跋的内容与落款时间相同。或许当时吴湖帆以不同书风题写了两次，打算从其中挑选其一。而画主人认为二者俱佳，故都连缀于画幅之上。不管怎样，吴湖帆精心题写两次，反映出其对画主人的敬重与推重。

从画卷前后的题跋我们可以了解到该画的主人翁是：刘定之——一位从事书画装潢修复的艺人。

传统装裱修复长期以来被视为一种工匠技艺，装裱师也被视为手艺人或工匠。郑逸梅《艺林散叶》曾指出“裱画匠，世不之重，故姓名见于著录甚少”。装裱修复师往往受到轻视，故姓名极少留存，更别提造像留影之雅事。而刘定之为何得到吴湖帆等海上文化名人的敬重，并为之合作画像？既为之画像，为何不重点突出其装潢艺人之身份，而是将其置于清幽闲适的山水园林之间，一派文人气象？

刘定之的生平与技艺

刘定之（1888-1964），字春泉，江苏句容人。祖刘卓堂，为邑诸生，因变卖田产资助灾民闻名乡里，祀乡贤祠。父刘小山，幼列痒序，惜不永其年。刘定之幼枕书画，因父早逝母亲无力负担家里，故十五岁开始到苏州拜师习裱画。其间，勤勉好学。二十五岁时独立在苏州城内宫巷开设裱画店“晋宜斋装池”。1932年后至上海开设“刘定之装池”，闻名海上，有“装潢圣手”之誉。

晚清民国期间上海的书画装裱店多集中在租界地，根据师承和风格不同，主要分为苏州裱（苏帮）与扬州裱（扬帮）两大流派。苏扬二派，形成有先后，操作有不同，各有短长。

苏州装裱历史悠久。到了明成化嘉庆年间，吴中地区各项文化事业蔚然兴盛，吴门书画的发展对苏州装裱起了十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私人收藏盛行，王世贞、项元汴、张丑等大批文人鉴藏家对作品的装潢十分讲究，乐于与装裱师探讨款式与操作流程。在文人书画家与鉴藏家的推动下，苏州装裱逐渐定型，形成了卷轴平挺柔软，装制妥帖，整体格调清雅洁凈，讲究色彩搭配，图案花纹力求与书画作品协调的特色。周嘉胄《装潢志》“妙技”曾云：“装潢能事，普天之下，独逊吴中。”清代苏州装潢承前代继续发展。钱泳《履园丛话》有言：“装潢以本朝为第一，各省之中以苏工为第一。……乾隆中，高宗深于赏鉴，凡海内得宋、元、明人书湛的装潢师，这样可以将毕生所藏珍品托付给他装潢。然而，要想找到这样的装潢师并非易事。同理，优秀的装潢师亦希望得到贤明藏家的垂青，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而贤良之主更是难求。若二者能够相遇并相知互敬，必为神明降福保佑的奇迹。吴湖帆与刘定之的交往可算是此等奇迹，吴湖帆绝大部分的藏品都经刘定之之手装裱修复，即所谓“终世之托”也。

此外，由于长年接触古代书画作品和装裱修复材料，所谓“操千曲而知音，观千剑而识器”，刘定之在实践中逐渐炼就了不凡的书画鉴别的本领；同时，与吴湖帆的长期交往，也有助于刘定之提高眼力。加之处于艺术品流通的重要环节，刘定之在装裱修复书画的同时，也进行一些书画经营和交易。吴湖帆与刘定之的交往中，也包含了这样的合作关系。刘定之收集到并装裱修复好的书画作品往往第一个送到吴湖帆的府上，吴氏需要的则留下，不需要的刘定之再通过其他方式转卖。吴氏至刘定之装池铺观看作品装裱，若碰到心仪的作品，也会委托刘定之代为求购。如“刘定之携来吴山涛花鸟扇面，购之”。“向刘定之处购得邵僧弥画扇，乃僧弥之极精者，内府旧物也。”

由此可见，吴湖帆与刘定之既是顾客与经营者的关系，又是朋友，一定程度上甚至还可以说是书画鉴藏上的“合作者”。吴湖帆收藏的历代法书名画几乎抵得上一个相当规模的博物馆。建国后，吴湖帆绝大部分的作品与个人收藏归入上海博物馆，为我国法书名画的保存事业做了巨大的贡献。而这其中，除了吴湖帆个人扎实的绘画功力、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雄厚的收藏实力以及高超的鉴定能力之外，也得益于围绕在其身边的能工巧匠。刘定之即可谓吴湖帆艺术鉴藏事业中最为突出的助力者！

除吴湖帆外，当时许多书画名家、鉴藏家，包括张葱玉、徐俊卿等也十分推崇刘定之。徐俊卿的书画全交由刘定之装池。张葱玉也多次称赞刘定之技艺高超，如《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绘画三·上》“宋易庆之獐猿图卷”条：“余得之孙伯渊，时旧装浥烂，刘定之为余重装，遂焕然可观。”刘定之也常常参加文人间的聚会，如1933年1月12日，与宗子戴、邓孝先、吴湖帆等聚于梅园；1938年11月22日，与刘海粟、陆一飞、彭恭甫等聚于吴湖帆家中，等等。可以说，刘定之已不仅仅是单一的装裱匠人，其既精通装潢修复，同时又具有相当的鉴别眼光与活动能力，故能充分融入文人圈，与诸多文人、书画家、鉴藏家交好。故1955年，刘定之六十七岁时，吴湖帆等海上书画家、文化名人为其合作《刘定之像》，并为之题诗作跋。而刘定之也被塑造成文人的形象，并环绕以文人最钟爱的、可遣意舒心的山水园林之景。

刘定之对文物保护事业的贡献及其传派

1956年手工业合作化高潮中，装裱业的工场和个体户组成上海裱画生产合作社，社址就在武胜路381号“刘定之装池”内。当时登记的装裱行业个体户名录中，刘定之装池资本金额为401.5万元，远远高于其他同行。1960年，裱画生产合作社并入上海博物馆。刘定之进入上海博物馆任文物修复顾问。此后由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建立装裱修复部门需要，刘定之又北上故宫。当时，北京故宫、上海文管会所藏的法书名画大都是在刘定之的指导下装裱修复的，如上海博物馆藏唐代孙位的《高逸图卷》、宋代梁楷的《八高僧图卷》、宋代李嵩的《西湖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卷》等等。诚如《刘定之像》中周炼霞题跋所言“补得天衣无迹缝，装成云锦有神工。只今艺苑留真谱，先策君家第一功”，刘定之在保护我国历代书画珍品方面做了巨大的贡献。

（作者系书画修复专家、中国艺术研究院工笔画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