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这是诸葛亮在《论交》里的名句，为我父亲所钟爱，一直书写不怠。1999年秋天，在我赴京为季羡林先生庆贺“米寿”前，我请父亲为我将这句话题写成一幅贺帖。当我呈上这张宣纸贺帖时，我父亲那番“普通人”不愿意与名人们混迹一堂的言辞，和这幅字，都打动了季先生的深心，所以他一直珍藏着。

1993年本文作者探望季羡林，在季老书房获赠其书《留德十年》。

图为本文作者的父亲在1999年为季羡林“米寿”题写的贺帖。

图为本文作者的父亲过世后季羡林为其写下的字幅。

季先生在临终前，交代要将这幅字送回我的手中，这正是他经历一番世态炎凉后对自己人格的表白。“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这原本就是他的人生理念。

“你们说的那个人不是我”

“让外国学者也跟着我们走”“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

1999年秋，我在昆明，忽接到季羡林先生的秘书李玉洁的电话。

她说：“今年是先生米寿，‘得米望茶’。今年也是季老的全集出版之年。出版社要给先生做寿。你是他最牵挂的人，必须要赶到。”

李玉洁是最贴近先生的人，她时常能解出先生的意思。

“米寿”的意思，取拆字之意，即“八十八”岁，高寿。得米望茶，下面“茶寿”，也是拆一个“茶”字的划数，“一百零八”岁也。这两个字，除了好拆，更有好意。米和茶，都是中国人的食与饮，是厚道敦实的天赐之物。

此时我已经被云南省“人才引进”了。正好，我有大事，要到北大求助。

我就请父亲为我题写一幅贺帖。父亲一向戏谑曰：“秀才人情一张纸。”到临走的前一天，我到父母家来取字，见茶几上放着一张写好的毛边宣纸。

父亲让我坐下，郑重说道：“你要我写的字，我写好了，但没有裱。因为我想过了，季先生的寿辰，一定是名家高人满堂。我的字，不合适拿去挂在那里。当然，你与他又是另一层关系了。你自己去考虑吧。”

没料到父亲又犯了“迂”脾气。

我只得怅怅，收起这张毛边纸，放进一只牛皮纸信封，就这样带到京城。拿到季先生家里，当面呈上，并将如此草率的原因告知。

先生听我转述父亲的原话后，沉默了一会，点头道：“不易。”

接过宣纸，他打开来看，“温不增华 寒不改叶 羡林先生寿比青松 一九九九卯巳年秋月学生张曼菱贺托父代书”。

继而他用手抚摸着，喃喃道：“我自己裱。”

那次我见季先生有重要的事情请教，就是：我能不能做抢救“西南联大”历史资源这件事？

当时云南只有一个“一二·一”纪念馆，没有人提起抗战时期曾经赫然存在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父亲的教育影响下，我心中早存有此事，决心抢救其历史资源，从采访那些尚存世的老校友做起。

在朗润园的书桌前，季羡林凝视我片刻，即说：“你行。你是北大学子，又是云南人，你做很合适。”

这话里，表面上是“门户之见”，内中含有博大的阅历与睿智。

果不其然，在我此后的漫漫路程中，一直受到来自这两个方面的鼎力支撑。

我常想，若我只是写小说，不一定要上北大，还有许多学校可以上。而要做“西南联大”这件事，却是一定要“上过北大”的。

因为我要寻访“活人”，获得“口述历史”。而在地球的任何一处，寻访到的西南联大学人，他们都会称我为“学弟”。我们如家人相见，久别重逢。其中我所获的待遇与信任度、成功率和幸福感是一言难尽的。

以一个云南人和北大学子的身份，寻觅母校校史的重要部分，这是一个温馨的过程。季羡林对我的认可，点化出这一瓶百年陈酒的香醇。

听他这样说的时候，顿感一种来自历史与家园的力量充盈了我的全身。

贺寿庆典当日，我赶到北大勺园3号楼上，小会议厅已经人集如云，气氛隆重。

没想到，在会议厅的门口有人把守，凭请柬进入。迎面遇到校领导郝斌，我说：“我没请柬。”

他说：“这还能拦得住你？”说着自己进去了。

我对把门的人说：“我是季羡林特邀的客人，请柬在季先生那里，不信你们跟我去问。”

我带着他们直闯主桌，季先生一见我，立刻惊喜地站了起来。

郝斌上来，带我去见了两位老领导张学书和王学珍，告知他们，我为“西南联大”一事而来。他们非常高兴。

张学书、王学珍是我在校时期的领导，对我的调皮和“闹事”印象颇深。此时他们仿佛看到孩子回家一样，问长问短。他们也都认为我可以胜任这件事。

他们说：“你不是已经拍过一部电影了吗？”

他们指的是《青春祭》。他们记得学生的光荣与成就。

在那个“米寿”的盛宴上，郝斌向我引见了另一位北大副校长沈克琦先生，他当时是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副会长。沈先生后来成为我拍摄西南联大纪录片的最重要的支持者，“史料顾问”。

要干成一件大事，一定要有许多因缘的汇聚。季先生的“米寿”之宴成全了我这个远来之客，一下子全搞掂了。

我安心了，坐下来，听人家发言。

操办者是出版社，给先生出完《文集》27本，教后辈人知道“著作等身”的含义。

季先生私下曾对我说是“出齐了”，而不说“出全了”。一套文集，他非得自选，不满意的，他自己丢了许多。

我一直琢磨他这个“出齐了”，就是他认为有价值的那些成果，都涵盖了。“齐”与“全”，原来不是一回事。后来，我也参照先生的思路，过滤自己的作品。不要“大全”，但“干货”都要在。这种思考直接渗入我的写作。

所谓“触类旁通”，先生的学术精神、学术品格，是可以超出门类的。

那天参加寿宴的人，有文坛学界的重要人士，有学生与记者。祝寿者热情洋溢。有一位将先生喻为“未名湖畔的一盏明灯”，更有一位女记者激动地说，先生在她心中是“红太阳”。

寿堂真是名人风光，记得启功、范曾等都有字画为贺，琳琅满墙。四壁的名人条幅，都在赞先生，说他有着为天下称道的德才。

我暗自佩服父亲，的确，不能把我们这样普通人家的字幅拿到这里来悬挂。

父亲的迂，得到季先生的理解。而季先生在盛宴上的一番致辞，更“迂”得出格。

当司仪报告，“有请寿星老、尊敬的季羡林先生讲话”时，全场掌声雷动。

季先生的神态却有些不自然，甚至僵硬，一点儿也融入不了这个喜庆场合。

他说：“我刚才坐在这里，很不自在。我的耳朵在发烧，脸发红，心在跳。我听见大家说的话，你们不是在说我，你们说的是另外一个人。我不是那样的，当然，我在争取做成那样的。我只是一个研究东方文化的人，其他各方面常识很浅陋。文笔不如作家，学问也不是很深厚。我只是尽我所能而已。”

听寿星说出这番“不凑趣”的话，众人一时无言。无人能令此老自失，宠辱不惊也。

这是具有季羡林特色的话，婉转谢绝了别人的盛情，表达出自己应该守的本分，又不得罪别人。骨子里有一股清香，魅力所在也。

我坐在窗槛旁，虽不近高台尊荣，却可眺全厅风光。壁上有一幅先生的老友赠画的墨荷，此时鲜活起来。本意不是来听祝词，亦不在乎酒宴；而听到先生这一席迂拙之言，如入芝兰之室，格外清新怡人。

这是他最清醒的声音。有人不让他“做自己”，要他做“另外一个人”。他在抗御，可惜这抗御的声音没法传递出去，终于越来越弱。

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对自己突然“飞黄腾达”，还很不适应。后来，大概他看势态是“非如此不可”，也就不太作过多的辩解了。

以往每次访问先生，末了他都来一句：“你要坐下来，写作。要坐冷板凳。”“坐冷板凳”，其实才是季羡林的本色。

由于校园随着社会一直反复动荡着，季先生直到七十岁后，才有了“坐冷板凳”的权利。每天他黎明即起，万籁寂静中，在灯下写作，迎接早晨。后来他的住所一天不断地来人，持续到了晚上，他就会生闷气，一句话不说，因为他没有了“坐冷凳”的时间。他一生中最多的文章，最重要的著作都是在七十岁后写成的。就这样干活，直到八十八岁，“米寿”之期，他完成了27卷的《季羡林全集》。

在这次贺寿庆典上人们讲的夸张言辞，与先生的本色生活真不是一回事。

正在遐想中，有人过来说，先生希望我这个远道来客也说几句。

我脑子一片空茫，走到麦克风前，只说了一句话：“我是北大学生，刚从云南来。”就唱了一支歌《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先生喜欢我的家乡，他去过昆明。他曾对我说：“云南大学有位寸树声先生，很有学问，人品很好。”

这次“米寿”宴会的主持人郝斌，其貌不惊人，辞不哗众，却在明白人心中有个位置。他属于那种既糊涂又清醒的人。“清醒”在他为人处世有原则有标准；“糊涂”在他似乎不懂奉迎。

这样一个人来主持季先生的“米寿”宴会，大家都以为“合适”。

在北大，说“合适”，就是“很难得”的意思了。在这年冬天，当郝斌和北大的前辈闻知我的来意后，俱对我说：“你来做‘西南联大’这件事，很合适。”

由于郝斌与我的私交，和他在北大的位置，他很自然地成为我这事的“始作俑者”。有了这种种的“合适”作支持，从那个“米寿”开始，我踏上拍摄《西南联大启示录》的艰辛之途。

“让外国学者也跟着我们走”

这是我人生的又一次转折。自从1989年我仓促登上海南岛，“下海”开公司，我与北大的联系日渐稀少。而最稳定的关系，最欢迎我的人，就是季羡林。表面上，他每次都和颜悦色地听我说种种商场奋斗的热闹，用李玉洁的话就是“听着都累”；其实他却没有放弃一种期待，这就是我终归要回到文化的位置上来。

北大是我的依托，先生站在湖畔招手。我回来了，我的校园，我的中文系。

追踪着那些“联大”故人，采访拍摄，大约五年光景，到2003年《西南联大启示录》纪录片完成，当年春天在央视十频道热播，引起社会轰动。正是“非典”时疫猖獗，先生说了一句：“总算做完了！”

这个课题是美国人领先。一位中文名字叫易社强的哈佛学者已经完成了一本书《壮哉西南联大》，北大图书馆藏有英文版。我曾经以此为鉴。易社强依靠丰富的资料，构建一个索引的世界；同时他发挥美国人的特长，沿当年学校南迁之路，自己去走了一遍，于是又加进许多“地方志”的资料。但是其中有很多事情他弄错乱了。人家毕竟是外国人。

2013年，我完成《西南联大行思录》，这是一本历史当事人的口述史，包括台湾的西南联大校友在内。内中含有若干对前人历史整理误差的纠正，虽然岁月遥遥，重要人物过世，漏失的已经太多。纪录片的主摄像师后来发给我一张照片，是易社强举着我的著作。

季先生此生有一个愿望：“让外国学者也跟着我们走”。

我想对先生说：在“西南联大”课题上是外国学者领先的，但现在我可以和他们对话了。在我们的大学史和抗战史上，我填写了中国人本该自己写的一笔。

季先生的世界是一个善于感知的世界。少成孤儿，青年漂泊，中年沉溺于学海和被迫虚度于“运动”之中，晚年思索于古今。

他曾是最年轻的北大系主任，兹后，又任北大副校长。“如履薄冰”般的人生关隘，密布于平民出身的季羡林人生道路上，令他严谨之中更求严谨，发展成了一种内向的气质。

他的一生，是这样单调和丰富。他的学术成就，是用他一生的孤寂、自我克制换来的。

季羡林有“从不诉苦”的性格。

就说有那么多的稿费吧，可他的生活从来是老样子，“都市里的乡下人”。

窄木床，棉絮上复布单。那布单很窄，都遮不住下面的棉絮。

一身蓝色中山装，无任何嗜好。嗜好就是要看书写东西。

除了追求新的思想与学术信息，对于季羡林，没有什么“时尚”。

李玉洁说，为他买衣服时，要告诉他，这是“处理货”，廉价的，农民穿的，他才会欣然接受。

要他喝牛奶，也要费功夫，他说：“我不喝牛奶也活了七十多岁。”

其他“名人”们是怎样活的，跟他无关。

他没有养尊处优的心态。

其实，人生本来就是平淡的。能有一点闪光，不要变成通体金光。季羡林的活法，虽然过于枯索、古老，但是不含腐败的气息，反有点宗教徒式的清谧。

一个留学十年的博士，却将自己的生之乐趣与一切欲望压缩到几乎为零。从这种严酷性说，季羡林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他在这不可选择中所作的选择是：唯保存自己的学术与正直品格。

晚境中的季先生，一直坚持生活自理。这是一位老人的尊严，但这常常令照顾他的人们作难。不知是儒家风范还是绅士态度，有时，即使是比他的女儿还小的我，走进他午睡的客厅，他也要立即从沙发上坐起来，正襟危坐。

我能理解。这种倔强酷似我的父亲。

季先生永远是强者。年衰岁暮不能夺其志，更不能有损他内心的骄傲。永远是平民作风的他，不需要人恭维亦不需要人怜悯。他要自尊地走完自己的路。

有时，我觉得他有点“入定”的意思，大概是先生研究印度佛教与禅有心得，视荣辱为过路风雨。

一次，人家丢失了他的一幅名画收藏，他也只说了句“身外之物”。

他将珍贵的真情贮存于深心之海，从不轻易释放。面对海外归来的孙子及重孙儿，也没有如世人的显露欣喜；但亲人一离去，他即写出了深情的怀念文章。

季先生是一个激情与细腻的极富人性的人，他本应该有更加幸福与快乐的人生。即使时代将他锻造成一个专注的学者，他的人性仍然深存。

有时，我会联想到那位性格怪僻的音乐家贝多芬，在他那眉头紧锁的严峻下面，却奏响了《欢乐颂》这样春风浩荡的音乐。

谁能知道，在季先生的不苟言笑中，有一片爱的海洋呢？

我并不想将他圣化，只是讲感情的特殊规律——季先生属于特殊的一类人。

“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

对于季先生，最重要的并不是光环和浮名，而是理解与温润。

在他半卧床时，我曾到他的卧室与他聊天。他对我说：“够本了。”还指着塌下的鞋说，这鞋可能明天就不穿了。

赶上了，我也会与他一起吃饭。小米粥，窝窝头，炒火腿肠，还有咸菜，他的午餐不过是别人早点的分量。

季先生一生致力于东方文化的研究，以印度文化为主。他在《学海泛槎》中都作了交代。后来人们瞎给他称号，有损他的学者风范。

“什么‘一代宗师’，好像听着不入耳。”季先生这样反应。

再问他：“如果给您下一个定义，应该是什么？”

他说：“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

他还说：“对一个人，要给他名副其实的称赞，他自己心安理得。如果不名副其实，他自己也吃睡不安。好多事情不是这么出来的吗？什么是‘国学大师’？先得把这概念搞清楚。”

他认为，大概王国维够称作“国学大师”。

还有人曾经提议要他当中国作协主席，季先生说：“有人说我是‘作家’，我哪够得上是作家。‘作家’这个名字是非常高尚和神圣的。我是滥竽充数。我最多够上个‘票友’。”

当年我将《牛棚杂忆》一书带回家中，因为这本书的坦诚风格，父亲向我详细询问了季先生的生活现状。时日正值中秋，我说，季先生喜欢吃云南的火腿月饼，略加品尝后，在月色之下，走到门前的湖边看看荷花。父亲郑重交代我：“以后每年中秋都要给他寄去。记住。”后来，我就每年给他寄包裹，都是云南特产，从药材到小菜。先生尤爱吃云南的鸡枞菌、火腿。

暮年之人，每喝粥时尝到小菜，就会知道我惦念着他。

一直到先生逝世的当年，先生的儿子季承在电话中告诉我，先生已经不能咀嚼了。

我等待和害怕的一天，终于来了。

当年我父亲逝世，我曾到京城向季老哭诉。他写下了“无名有品，无位有尊”的字幅，让李玉洁送到勺园给我。

后来我写了《中国布衣》，送到朗润园时，先生已经是半卧床状态。他翻阅此书，说：“你父亲是书法家，我不是。”

李玉洁在一旁说：“季老也是一个布衣。”先生默然。

在季先生逝世后，有人将一个考究的书画匣盒交给我，说是季老临终嘱托，一定要交到我手。打开一看，竟然是我父亲当年写的那幅字：“温不增华 寒不改叶 羡林先生寿比青松 一九九九卯巳年秋月学生张曼菱贺托父代书”。

季先生将我当年带去的那张叠过的宣纸，进行了最雅致素淡的装裱，用的衬底是与宣纸颜色相近的银白纹厚底。他选择了在中国人心目中最华贵的明黄缎面的字画盒，上面的锦纹是龙和牡丹。

我那不愿意步入华堂的父亲，却在季老这儿，极尽哀荣。

来人说：“当年在若干寿礼中，那些名家的都没有留下，先生只取了这一幅字画收存。装裱后就挂在他的小书房里。直到年事衰末，怕身后混乱，他才叫人摘下，交代‘一定要交回到曼菱的手中’。”

“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这是诸葛亮在《论交》里的名句，为父亲所钟爱，一直书写不怠。当年我交出这张宣纸时，我父亲那番“普通人”不愿意与名人们混迹一堂的言辞，和这幅字，都打动了季羡林的深心，所以他珍藏至今。

先生的灵魂与我的布衣父亲，超越世俗，此刻同去了一个独立精神的归宿地。

先生在临终前，交代要送回我的手中，这正是他经历一番世态炎凉后对自己人格的表白。“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这原本就是他的人生理念。

按照他在纪念邓广铭先生时说的话，这也是对我这个“未死者”的嘱咐。

这些日子，我在成都见到百岁老人马识途。他说，西南联大时，闻一多曾经想办个刊物叫《士》，就是要弘扬传统“士”的君子品格。

身居华堂的季先生与我远在边城的布衣父亲，发生了这一番文墨辗转，也是意在于此。他们都执着于那份平民知识分子的平淡尊严与独立人格。

有时候我想，先生假如能一直安居校园，在理解他的人们中，做一枝深谷幽兰，一切都顺理成章，何其幸哉！

当年那场热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米寿”盛会上的芸芸众生，已烟消云散。而先生以他特立独行的精神，给我留下回味重重的余韵。那是先生在北大校园度过的最后的最好时光。一切是那么融洽、合适。

对会上那些外来者有“出格”过分的溢美之词，先生坚辞不受，态度恭谦。而主持人和与会者们“兼容并包”，泱泱气度。在北大人的“互动”下，任何世俗的细节都会被“穿针引线”，纳入北大的价值观。所谓“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

而今红尘迷离，唯心中的校园，心中的先生，是永存的。

今春，深圳报业出版集团约我参写“名人丛书”，于是执笔写下《为季羡林辩：几多风光几多愁》一书，以寄托我此生无尽的思念与承诺吧。

（张曼菱，作者系专业作家，多年来致力于“国立西南联大”历史资源的抢救、整理与传播工作，创作有电视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音像制品《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史话《西南联大行思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