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巴黎秋高气爽，沐浴在阳光中的各大街道也变得栩栩如生起来，好比一幅幅超现实画卷。温斯顿·丘吉尔大道上汇集了各地前来参加巴黎艺术周的收藏家、艺术品经销商、美术馆长及其余各路艺术界人士。他们或在阳光下漫无目的地闲逛，或三两成群地出没于食品贩卖车、咖啡站及雕塑周围。

在香榭丽舍大街与塞纳河之间的宽阔步道两旁，坐落着由知名建筑师查理·吉罗（Charles Girault）设计的大小皇宫，堪称是精美绝伦、巧夺天工。连接两座皇宫主体的小广场——建于1900年——现在经常挤满了各种小车和巴士。大皇宫目前是巴黎当代国际艺术博览会（以下皆简称Fiac）的举办场所，一旁的路面上绘有白色字样“艺术将会帮助我们克服惰性”（L‘art est ce qui aide a tirer de l’inertie）——它出自年近九旬的海报艺术家雅克·维尔格利（Jacque Villeglé）之手，此格言是艺术家、诗人亨利·米肖（Henri Michaux）于1971年所创。

距离巴塔克兰剧院（Bataclan）枪击案发生已有一年，巴黎艺术界以此表达着对暴力的不屈服态度，这座城市正致力于在文化方面寻回自己敢开风气之先的灵魂。目前，全副武装的士兵和警察仍在街头和地铁站巡逻；频繁的箱包检查亦令各大旅游景点的等待时长多出不少。不过，艺术顾问劳伦斯·德雷福斯（Laurence Dreyfus）表示：“发现自己身处困境时，就应做好奋斗的准备。东山再起正是我们所擅长的；我们的创意是无限的。”

Fiac总负责人珍妮弗·弗雷（Jennifer Flay）也表达了类似的乐观态度。“自枪击案发生以来，在各大街头重建各种咖啡站成为了一种宣示我们不屈意志的姿态。一味为退缩与不安所困，不啻为一种投降主义的表现，”她说道。“Fiac此次将艺术家乌戈·罗迪尼（Ugo Rondinone）所设计的五棵铝制橄榄树及五座石人雕像安置在旺多姆广场（Place Vendome）的做法，既表达了傲然挺立的强势姿态，同时也意味着对和平的呼吁。”

由于温斯顿·丘吉尔大道部分地段的临时关闭，维尔格利的作品——作为Fiac所发起的公共艺术工程的一部分——所覆盖的范围在今年首次扩展到了小皇宫附近，其占据的户外空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第43届Fiac以这种颇为“巴黎式”的风格回应剧场枪击案，借此传达出相当清晰的信号。

平民们无惧危险地来到这座城市的各大酒吧与小食店（Bistros），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与此同时，巴黎艺术周的成功进一步地彰显了这座城市目前的精神状态。本届Fiac的巨大成交量令人始料未及，而与之同时举办的域外艺术博览会（Outsider art fair）、巴黎国际（Paris Internationale）及亚洲艺术博览会（Asia Now）亦大获成功，当中既有世界级的精品展出，又有初出茅庐的草根艺术。种种迹象表明，巴黎在欧洲当代艺术界的地位大有超越伦敦、重归鳌头之势。

本年度的Fiac雕塑展以及在杜乐丽花园（Jardin des Tuileries）展出的让·布鲁维（Jean Prouve）、让·努维尔（Jean Nouvel）及让·阿拉德（Ron Arad）等知名建筑设计师的作品，乃是在弗雷和巴黎市长安妮·希达戈（Anne Hidalgo）的通力合作之下才得以完成的，此举意在超越Fiac所固有的商业考量，为艺术作品开拓新的公共性。“这不应只是小圈子内的游戏（entre-sois）。艺术如能以更加慷慨及民主的方式在社会中广为传播，便可起到促进平等的坐拥，产生有助于社会团结的力量。”

2016年度杜尚奖（Prix Marcel Duchamp）得主、艺术家卡德尔·阿提亚（Kader Attia）对此主张表示了认同。“查理周刊枪击案一度使我意志消沉，而巴塔克兰枪击案则让我猛然醒来。我必须为此做一些什么。”阿提亚与他的朋友及商业合作伙伴奇科·塞洛姆（Zico Selloum）一同筹集资金，在颇具文化多样性的巴黎第十区开办了一家名叫“La Colonie”的集餐饮与艺术空间为一体的新型会所。它将艺术、音乐、批判性思维、辩论及文化上的积极行动态度（cultural activism）熔冶于一炉，专注于讲述少数群体的故事。“我一度感到法国社会——就像许多其它欧洲国家一样——已经碎片化了，”阿提亚说道。“不过，在我看来，目前正有一种修复性的文化气氛在巴黎弥漫。在这座坐在阳台上喝酒都可能被认为有极大危险的城市当中，法国社会终于开始视自己为地球村的一部分，而非世界的中心。”

在La Colonie开业的那个晚上，人们不分男女老少，不分种族国界，还包括参与Fiac的人群，都一同前来庆贺。品尝完阿提亚的母亲亲手做的北非小米饭（couscous）之后，艺术家们还进行了对话，人们手舞足蹈，尽情饮酒作乐。

阿提亚现居柏林，但他是在阿尔及利亚和巴黎郊区长大的。“法国从未真正了解阿拉伯世界或中东地区，”他说道。“但目前的巴黎正掀起一股新风尚。”

亚洲艺术博览会——也是全欧唯一的亚洲艺术特展——负责人亚历珊卓·费因（Alexandra Fain）表示，她在巴黎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开放性。“美术馆长们不再会假装自己无所不知。他们现在敢于承认自己的某些无知，并转而寻求相应的专家来解答。巴黎终于理解了这一点：开眼看世界才是对自身最有利的举措，不仅要放眼西欧北美，还要兼顾南美、非洲及亚洲的视野。”

展会期间，奥地利的画廊经营者泰达乌斯·罗巴克（Thaddaeus Ropac）在自己位于巴黎郊区的庞坦（Pantin）附近的一座外表类似于飞机库的艺术空间举行了一场派对，他认为巴黎的活力显而易见，且日益增强。“人气实在太旺，以至于几乎让我有些恐惧绘画了，”罗巴克如是说。“深夜时分还能有750人赶来庞坦参加派对，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在另一处于1990年开张、位于巴黎市中心的艺术空间当中与罗巴克饮完咖啡后，他向笔者表示巴黎其实并不需要奢侈品市场的支持；因为它已学会以另一种方式生存。“1991年艺术品市场的崩盘让巴黎远远地落在了其它大都市的后面。伦敦、纽约及柏林均借此机会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唯有巴黎因此元气大伤。不过，目前的巴黎在东京宫（Palais de Tokyo）及巴黎钱币博物馆（Monnaie de Paris）等专注于当代艺术的机构推动之下，已经开始重新焕发生机。”

根据罗巴克的说法，巴黎最令他喜爱之处，是它在艺术方面有着“令人激赏而忠诚的群众基础”。“他们见识不凡。谈论财富对他们来讲显得过于俗气。反过来，当你在伦敦与人共进晚餐时，则多半会被各种‘某家的房子多么昂贵’或‘某君又赚了一笔’之类的话糊上一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