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国家文物局给日本横滨国家拍卖株式会社发去一份公函《关于停止拍卖中国流失文物的函》，认定该公司原定10月底在东京举办的一场拍卖会中的六件拍品是大谷光瑞等从中国非法劫掠的文物。国家文物局希望对方能够遵守有关国际公约，停止拍卖这六件拍品。横滨这家拍卖行随后对相关拍卖品予以了撤拍处理。这六件文物拍品中有：“第734号唐代天王敦煌壁画、第735号唐代木质彩绘佛像人物故事壁画（三件）一组、第736号唐代木质彩绘佛像人物故事壁画（七件）一组、第737号唐代木质彩绘佛像人物故事壁画、第738号唐代释迦牟尼敦煌壁画、第739号延昌——唐代国华佛典等手写唐经等。”

公函中提到的大谷光瑞是何许人？与他有关的文物藏品为何成为了非法劫掠品？这还要从大谷光瑞这个人说起。

大谷光瑞（1876年-1948年），幼名峻麿，法号镜如，京都府人，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的第22代法主。大谷光瑞于1892年与京都贵族九条道孝公爵的三女儿九条筹子订婚，而九条道孝的四女儿九条节子已于1889年许配给明治天皇的太子嘉仁（嘉仁即后来的大正天皇，节子即后来的贞明皇后），从而大谷光瑞成为了大正天皇的姐夫。

佛教是唐代时由中国传入日本的，因而中国成为许多日本僧人向往的地方。1899年1月，二十三岁的大谷光瑞借“寻佛教之根”之由，用了四个半月，访问了中国的十五个城市，对他触动很大。1900年1月，大谷光瑞又以调查佛教遗址为名访问了印度。1901年，他又考察了英、德、法、俄、瑞典等国家，接触了以探险为名掠夺中国文物而出名的“探险家”们，如斯文•赫定与斯坦因等，参观了各国博物馆。当看到各国探险队从中国掠夺的大批文物珍宝，大谷光瑞十分眼热，对斯坦因等中亚探险的收获，更是感到震撼，萌生了到中国寻宝的念头。

于是，大谷光瑞组建了一支有别于欧洲人的探险队。欧洲的探险队清一色基督教徒，而他的探险队全都是佛教徒；欧洲人探险仅限于我国新疆，而大谷光瑞的搜寻区 域覆盖了我国的整个西北地区。他们在财政方面的基础则是近一千万日本信徒施舍的财物，因此大谷探险队的活动近似于私人性质，而不象其它各支均是由政府机构 资助。

第一次探险（1902-1904）由大谷光瑞率领渡边哲信、堀贤雄、本多惠隆、井上弘圆等人，自伦敦出发，经撒马尔罕、浩罕，进入喀什噶尔。途中大谷光瑞获悉父亲去世的消息，急忙赶回国继任西本愿寺法主。留在新疆的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先考察了塔什库尔干、叶尔羌、和阗、阿克苏等地，于1903年3月到达库车、拜城一带考察，探访了克孜尔千佛洞等7座石窟寺，获取大量佛教文物。随后，两人带着搜集品，经迪化（乌鲁木齐）、兰州、汉口等地，于1904年4月返回日本。

第二次探险（1908-1909）起自1908年6月，大谷光瑞派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二人从北京出发，穿越蒙古进入准噶尔盆地，调查吐鲁番周围遗迹。次年2月， 两人在库尔勒分手，野村荣三郎在库车周围进行盗掘、调查，然后经阿克苏到达喀什；橘瑞超则进入罗布沙漠，并在楼兰发现了著名的《李柏文书》。《李柏文书》 是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标本，文书中出现的李柏其人，也是在楼兰所发现的全部文书中唯一一位史籍有载的人物。学界普遍认为，《李柏文 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考古价值，同时也是堪与《兰亭序》相媲美的书法艺术精品。然后，橘瑞超沿南道经若羌、和田抵达喀什。两人会合后翻越喀喇昆仑山口进 入印度河畔的列城，历时18个月。

第三次探险开始于1910年8月，大谷光瑞首先带着橘瑞超游览了欧洲各国，先后会见了斯坦因、斯文•赫定、伯希和、勒柯克等著名的西域中亚探险家，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各种有关中亚西域的最新情况和知识。10月，橘瑞超从伦敦出发，从俄国入境至塔城，经乌鲁木齐、吐鲁番，再次进入楼兰遗址，然后又从且末北上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到库车，经喀什、和田进入西藏北部，再取道且末、若羌抵达敦煌。1911年，中国国内爆发了辛亥革命，形势发生较大的变化。大谷光瑞长时间没有得到橘瑞超的消息了，便决定于同年派吉川小一郎前往寻找，吉川经上海、武汉、兰州，于1911年10月5日到达敦煌，首先拍摄了洞窟。在敦煌期间，吉川一方面派人，并向新疆各地打电报寻找橘瑞超，一方面又在敦煌进行盗宝活动，在敦煌先后得到了一些写经、文书并骗取了几尊彩塑。

此时，橘瑞超也正由新疆的若羌装扮成维吾尔人向敦煌进发，在路上碰到了一位从敦煌回来的维族人，知道了吉川小一郎在敦煌正在寻找他的消息。于是，橘瑞超急忙向敦煌赶去，于1912年1月26日到达敦煌，并与在那里的吉川会合。在敦煌他们分别从王道士及其他人那里买到一些敦煌写本。1912年，王道士将自己私下藏匿的部分文物卖给了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此时，大谷光瑞一再催促他们回国，于是二人分别行动：吉川前往吐鲁番，橘瑞超前往安西。

在安西，橘瑞超又收到国内电报，要求他马上中止活动回国，于是他只好回头，赶上吉川一起经哈密到吐鲁番，吉川决定在吐鲁番继续发掘，橘瑞超则前往乌鲁木齐，取道西伯利亚回国。吉川继续在吐鲁番工作，到1913年2月才离开吐鲁番，经焉蓍到库车，调查了库木吐拉、苏巴什等地后，又西进喀什，南下和阗，北上伊犁，最后东返乌鲁木齐，经吐鲁番、哈密、敦煌、酒泉等地，于1914年5月至北京回国，从而结束了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的三次中国西北考察活动。

大谷探险队的三次考察活动，其收获结集为《西域考古图谱》、《新西域记》等书。其他著作则收录于《大谷光瑞全集》中。

大谷探险队的三次探险活动，与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等探险队不同。大谷探险队的人员构成本身不是学者，更 是对考古学一窍不通，而且他们考察的范围也过于广泛，很大程度上是以盗宝为目的进行的，他们所发掘的东西由于没有很好的记录，其资料意义与价值大大降低。 比如发现《李柏文书》的橘瑞超，当时只是一个不满20岁的小僧人，他不懂得对出土时的情况做记录，以至于后人在研究《李柏文书》时，有很多疑团已无法破解。

大谷光瑞先后三次亲率或派遣大谷探险队，深入中国 西北地区探险，考察。三次探险的队员共有十八人，历时五年零十一个月，行程一万八千公里，足迹遍布我国新疆、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等地四十余座城镇的 近三百个佛迹点，其中就包括拜城克孜尔千佛洞。年轻僧人往往会雇用当地老百姓乱挖乱掘，其对遗址古迹所造成的破坏，甚至比盗墓贼还要严重。他们从中国带走 了据估计达数以十万计的珍贵文物，给中国西北地区文化遗存和古迹古物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大谷曾将藏品目录与探险队员的部分日记一起，发表在《新西域记》 中。

大谷探险队的三次探险到底窃取、掠夺了我国多少文物，至今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不过，大谷探险队仅第三次探险就窃取文物86箱文物，重达6731公斤，其中在吐鲁番窃取的文物就有70多箱。大谷光瑞本人称所窃取的文物“在时代上可上溯至六朝，在种类上也多种多样，颇为丰富”，“出土文物予以区分的话有佛典、经籍、史料、西域文字的文书、绘画、雕塑、染织、刺绣、古钱、印本等”。

据了解，大谷探险队带回日本的有库车、拜城、库木吐喇出土的塑造菩萨头像。这些头像色彩保存得很好，可谓表现了典型西域样式的精美作品，其中引人注目的是 从肖尔楚克千佛洞带回的武士头像。他们从昭怙厘佛寺带走的国宝级文物舍利盒外壁图画中所描绘的龟兹乐舞，就属于苏幕遮戏的一部分。《苏幕遮》于唐代传入中 原后，轰动京城，对中原传统文化产生巨大冲击，受到几代帝王的喜爱和文人的讴歌。

在大谷探险队掠夺的文物中，包括10具被人们习惯性称为“木乃伊”的高昌古尸。这些古尸大多来源于距吐鲁番不远的两个古墓地，那里是高昌王国和唐西州时期的公共墓地。1910年到1914年间，“大谷探险队”以破坏性的方式挖开古墓，发现了这些“木乃伊”。因为在“木乃伊”身上发现了丝绸残片，由此判断他们生前是达官贵族。由于当时交通不发达，大谷探险队只能用最简单的木箱子装上“木乃伊”，用骆驼运出新疆。

这期间，大谷光瑞于1913年还受到了孙中山的接见，并在其推荐下出任中华民国政府顾问；1914年2月，5名本愿寺僧侣被抓进京都监狱，罪名是侵吞挪用教团附属的慈善会财团及共保财金资金。5月，大谷光瑞引咎退位，辞去法主职务。大谷光瑞第二年定居到大连，成为满铁公司的文化与宗教事务幕后顾问及大东亚建设审议委员会委员。

后来，大谷光瑞成为了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是日本殖民当局奉行扩张、掠夺政策的先锋人物。他曾出版过《满洲国的未来》一书，直言“满洲必须在日本的保护下培育发展”，侵略与掠夺的思想充斥全书。1938年，他针对“七七事变”后的时局，写下《中国事变后对策》一书，极力主张扩大侵华战争，这本书也一度被日本关东军高层奉为经典，要求高级将领人人研读。1939年至1941年，大谷主编出版了《大谷光瑞兴亚论丛》《大谷光瑞兴亚计划》，鼓吹“南进”论，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效力。后来，他还历任日本近卫文麿，小矶国昭内阁参议、内阁顾问等职，力主对华采取强硬措施。

大谷探险队三次活动的收藏品主要存放于日本神户郊外大谷光瑞的别墅“二乐庄”，并委托一些大学教授为他整理、分类编目。其部分寄存在帝国京都博物馆（后改称京都帝室博物馆、恩赐京都博物馆，今为京都国立博物馆）。大谷于1912年11月曾在二乐庄举办过收藏品展览，1915年又将所得精品，影印刊布在《西域考古图谱》中。1914年，大谷光瑞辞掉法主职位，其收藏品也随之分散，一部分随二乐庄卖给久原房之助，后来久原将所得藏品寄赠给朝鲜总督府博物馆，今藏汉城国立中央博物馆。

大谷寄存在帝国京都博物馆的部分，现入藏东京国立博物馆。

大谷还将一部分文物卖给古董商，赚取了大量金钱。而最近横滨这次的六件拍卖品，是属于大谷早年转卖出去的？还是其捐赠文物的博物馆、美术馆委托拍卖的？或是大谷后人拿出来的？目前还无从得知。

1915年，大谷光瑞的约20000册汉籍，装成250多箱，由神户登船运抵旅顺，收藏于大谷的居所里。1925年11月，大谷从满铁公司得到了一笔巨额资助，作为回报，他将这批汉籍中的一部分寄存于满铁图书馆。1925年11月，大谷光瑞因去南洋考察经费短缺，向满铁会社借了一批巨款，以“寄存”在满铁图书馆的图书做抵押。1930年，大谷光瑞无钱偿还借款，只好将这批图书抵债，归满铁大连图书馆所有，被称为“大谷文库”。与此同时，满铁图书馆也开始在大谷的指导下大量收藏汉籍，并拨出特殊经费支持这项活动。

大谷光瑞抵押给满铁图书馆的这批藏书，共有汉籍5000余册，西文图书约300册。其中还包括日本刻本170余种，日文和汉文抄本25种。从目录学角度来说，它们几乎涉及中国古籍分类中的经、史、子、集、丛各部类。在180余种明清小说中，有数十种国内外孤本，其中亦不乏稀有珍本，如明刻本《警世阴阳梦》、清初刻本《后水浒传》等，已被公认为价值连城的稀世之珍，而《醒名花》还是世上唯一完整的版本，清朝乾隆以前刻本竟达200余种。在300册西文图书中，多为明末清初之际来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的著作。

后来，部分旅顺的藏品又运回西本愿寺，后寺庙将其捐赠给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其中就有那本《李柏文书》。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当时大谷光瑞正在大连策划一个庞大的移民计划，要把日本青年团10万人移住到印度。由于日本战败，这项计划也成了泡影。1946年1月5日，大谷以患膀胱肿瘤为由住进医院。6月4日，他被中方以间谍嫌疑罪拘留。7月14日被释放后又几度进出医院。1947年2月28日，大谷光瑞混上日本人遣返船只“远州丸”回到日本，第二年病死。

新中国成立以后，收藏在满铁图书馆的大谷文库中，有600多册敦煌文献被国家图书馆征走，其余被整体移交至大连图书馆。除了最早的250多箱汉籍，大谷光瑞在大连定居的30余年间，也一直积极配合满铁在中国各地不断掠夺汉籍。以地方县志为例，满铁图书馆中便收藏着1000多个县志，几乎涵盖了中国所有的县。正因如此，大连图书馆的满铁资料，孤本、珍本明清小说和县志使该馆得以傲视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