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经过严格选拔的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的7名博士生，赴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纽卡斯尔大学和西悉尼大学进行了为期10天的访学活动。除了李圣耀，还有广安门医院吴朦、逄冰，望京医院童楠，中药研究所薛珍珍，针灸研究所姜姗和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高德强。其目的是开拓国际视野，加强学术交流，寻求合作机会。用李圣耀的话说，中国学生到国外访学并不稀奇，但如果谈到收获，则此访显得很不“平凡”。

2016中国中医科学院赴澳访学团博士研究生与澳大利亚师生交流。

演讲可不是简单地做PPT

演讲是提高学术能力的基石。

很多中国学生在课堂上连回答问题都害怕，更不用说在众人面前演讲了。童楠就经历了这样的“考验”，赴澳前3个月她站在台上都不敢大声说话，基本上是一个演讲“小白”。

熬夜n多天后辛苦完成的研究成果被全盘否定；在讲台上汇报演讲，被老师批评得一无是处；占用十一假期进行魔鬼式训练；清晨在安静地新加坡机场大声背诵英语演讲稿；连续10天每天最多只睡3个小时……“借今年奥运会游泳小将傅园慧的经典语句——鬼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童楠说。

起初，童楠认为演讲就是做ppt，只要把专业知识堆积一下即可，不需要考虑什么结构、方法、技巧。直到在培训中她才意识到英语演讲，并不只是背诵演讲稿那么简单，特别是进行学术演讲，必须做好研究背景、研究设计、结果、讨论与结论。

尽管通过精心准备，但童楠表示，她在悉尼科技大学进行演讲时，紧张得心都快跳出来了。可当她聆听了悉尼科技大学Professor John Adams的演讲后，那种思想上的深度、学术能力的体现，深深地震撼了她，原来一场英文演讲可以做到如此精彩。再一次使她深刻意识到自己与这些学术大咖的差距。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差距，事实上我们团队在访学过程中就发现，澳洲学生从小学就要进行严格的演讲训练，因此他们的学生在演讲时轻松自如，演讲帮他们提高了逻辑思维和反应能力，并且增强团队合作精神。” 童楠说。

这次的“魔鬼”训练，让童楠意识到，通过学术演讲不仅可以提高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还可以提高的是一个人的科研设计能力、学术能力。更重要的是，她从害怕、迷茫、困惑中被 “拔起来”，现在有些豁然开朗了。

对于医生最重要的是实践和医患沟通

赴澳期间，访学团的一个队员得了结膜炎，眼睛红肿不适，在国外针灸门诊就医时，首先由一名大四的学生进行问诊，问诊结束，主治医生前来交流病情，给出穴位处方，然后学生动手操作。这个学生比较熟练地针刺了瞳子髎和肩井两个穴位，这让高德强和其他队员惊咤不已——一来在国内本科实习，在门诊上很难有这样的动手机会；二来患者知道是一个没有任何经验和资质的本科生在治疗，将是什么反应。

由此，高德强一直在反思：一晃学医已快10年，到底怎样才能学好中医，怎样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医人，理论太多了——我们应该读经典，应该跟名师，应该做临床。可是我们对自己的中医水平满意么？还是或多或少有种依然在门外的感觉？

2016中国中医科学院赴澳访学团与澳大利亚师生合影。

澳大利亚的中医学习情况是什么呢？

先说学生。澳大利亚的学生生源广泛，年龄跨度大，很多都有其他学科背景，学习中医是出于兴趣与喜爱。

说到课程设置，以悉尼科技大学为例，课程设置按照学分分配，中医经典与中医的人文历史占了极小的比重，因为学生毕业后，大多独立经营门诊，而且不能使用西药，他们的课程设置将临床操作课程分为六个等级，极其重视临床实践操作。学生从大一开始在教学门诊实习，从接诊，整理病例开始，大一主要是临床见习，大二开始进入药房，辨识中药，为患者抓药，帮助主治医生问诊，大三开始动手操作。澳洲政府甚至要求中医院校必须开设中药炮制课，让学生每个人必须动手炮制。

而且澳大利亚极其重视医学人文教育，在大一的时候就开设医患沟通的课程，授课内容甚至包括如何握手、如何眼神交流、如何告别等等。

高德强的深刻体会是，澳大利亚中医教学的鲜明的特征是以人为中心，以数据为导向，以问题为驱动，医疗实践与科学计算交替，从临床中来到临床中去。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呼唤的医学要回归临床与科研。

中药在澳是保健品

此次访学，薛珍珍最关注的是中澳之间在医学研究的资金来源、内容、主体以及成果转化方面的不同。

在研究课题经费来源上，澳大利亚各大学从事的研究大都与企业进行合作，政府的资助相对较少。而中国基础研究的经费多由政府资助。

在研究内容方面，澳大利亚大多数研究的重点是提取物，测试其主要成分的药效活性。而在中国，关于天然产物的研究多是从中药或者其他药用植物中提取分离微量的成分，或者是一些毒性成分，进行活性筛选，并进行药效、药代学研究。研究的重点多是单体化合物。

关于研究主体方面，由于澳大利亚远离大陆、工业污染，有着天然纯净的原料生长环境，他们的海洋资源以及陆地资源丰富、奇特，所以，研究主体多是蔬菜、瓜果以及海洋生物。而在我国，研究主体多是中药或者其他药用植物。

成果转化自然也不同。澳大利亚会对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瓜果、蔬菜以及海洋生物进行研究，并且主要是针对提取物，所以更多的是开发成为保健品、护肤品等。而在中国，天然产物研究的成果多倾向于转化为新药，并且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比如说青蒿素、麻黄素、黄芩素等。

最让人关注的是，在澳大利亚药房，人们会看到各类保健品。在中国，保健品就是一种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矿物质为目的的食品，不能宣传治疗效果。但在澳大利亚，保健产品归类于辅助药物，也就是治疗性产品。澳大利亚联邦药物管理局率先把营养保健食品作为药品通过立法进行严格管制，相应的许多高校的基础研究也都是和保健品相关。

在生产过程质量控制方面，中国的保健品可以在食品厂生产，标准比药品生产标准低。

而药品是必须在制药厂生产，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要求很高，必须达到GMP标准（药品生产质量规范）。同样，澳大利亚保健品也是严格遵守世卫组织GMP标准进行生产。

“保健品在澳大利亚受到普遍欢迎，更多的是因为人们生活理念的不同。他们的生活理念可以从我们的中医文化中寻得踪迹。”薛珍珍说，澳大利亚人崇尚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中国人“法于自然之道” 、“药食同源”以及 “上工治未病”的理念都有异曲同工之道。

所以，在中医越来越受国外欢迎，中医古方被国外申请专利开发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好地发扬中医药的精髓呢？

正如带队专家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宋春生所说，此次赴澳访学不仅仅是为了开拓国际视野，加强学术交流，寻求合作机会，也是为了从外国人眼中寻找看待中医教育和科研的视角，不断地反思、总结，让我们的中医教育和科研在借鉴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