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之前，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黄河中心说”一直占据主导地位。80年代后，随着牛河梁红山文化大型庙、坛、冢的发现，人们逐渐意识到辽河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源头，并在文明起源进程中意义重大。“辽西古廊道起到了‘历史的地理枢纽’作用。”渤海大学东北亚走廊研究院院长崔向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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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向东告诉记者：“红山文化的核心区域牛河梁遗址就位于大凌河流域的辽西古廊道上，以辽西古廊道为媒介，辽西地区把中原农耕文化、东北渔猎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紧密联系起来，不同文化间相互撞击、交流、融汇，加速了辽西古代文明的起源进程。”

辽西古廊道牵起一串远古文化明珠

传统的“辽西”概念是指燕山山地以北，西拉木伦河以南，医巫闾山以西和七老图山以东的区域。依现在的行政区划，包括辽宁西部朝阳、阜新、锦州、葫芦岛市，内蒙古东部赤峰市和河北省东北部承德市。这一区域处于辽、蒙、冀三省交界，有东北—西南走向的努鲁尔虎山和松岭两大山系，水系和山脉交错，形成东北—西南走向的河谷谷地，由此成为天然的交通廊道。

辽西廊道的南端连接着华北地区，直达中原；北端连接着广袤的东北大地，可进入东北亚腹地。崔向东告诉记者：恰恰在这一区域，出现了辉煌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直到夏家店下层文化，时间跨度为距今8000年至3000年前。而被誉为“东方文明曙光”的牛河梁遗址就处于红山文化分布区的中心部位。

据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组长郭大顺介绍：牛河梁遗址在辽西努鲁儿虎山谷一带，向北沿老哈河河川可通往内蒙古赤峰并继续向其以北的广大蒙古草原深入；向南顺大凌河南部支流，可抵达渤海海滨；向东沿大凌河通向朝阳和阜新地区，更可直达辽河西岸；向西沿大凌河西部支流经河北省承德地区，并越燕山山脉直下华北平原。牛河梁遗址具有四通八达的地理优势，显然与充分发挥和延伸最高层次中心邑落的汇聚力和控制力有很大关系。

红山文化在不断融汇交流中达到顶峰

器物是文化交流的载体，也是文明发展的见证。

赵宝沟文化是在兴隆洼文化之后、红山文化之前，在西辽河流域取得支配地位的远古文化。在此出土的一件陶尊上，出现了由猪龙、鹿首和神鸟组合而成的图案。“这三种图案同时出现在一件器物上，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崔向东说，“一般认为，神鸟是赵宝沟文化先民的图腾；飞鹿是富河文化先民的图腾；猪龙是红山文化先民的图腾，三者集于一体，反映了这一时期不同族属的人群在辽西的文化融合。”

在红山文化分布区，辽西古廊道的作用显而易见。崔向东举例说，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出土了大量精美玉器，而玉料来源却不在当地，而是辽宁岫岩，甚至有专家称其来源于遥远的贝加尔湖。

崔向东告诉记者，通过辽西古廊道的连接，辽西地区与周边文化区不断进行着碰撞与交流。以“龙”为标志的红山文化在辽西大地腾飞，催生了辽西地区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

四大古廊道促成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人员先后在辽宁丹东宽甸和抚顺李石寨发现了带有“元年丞相斯造”字样铭文的铜戈及带有“相邦吕不韦造”铭文的铜矛。李斯和吕不韦都是秦王朝的重臣，二人监制的兵器怎么会出现在几千公里之外的辽东？

“这说明在燕秦时期，特别是秦统一至灭国不到20年时间内，秦朝在辽东长城戍边和‘戍边道’的存在无疑。”辽宁省博物馆原馆长王绵厚如此分析。

早在舜、禹时代，远在东北的古老民族肃慎即已与中原有了联系；春秋时期，齐桓公伐山戎、孤竹和屠何等，走的也是上述古廊道。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首次东巡，“之碣石（位于今辽宁绥中），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考古人员在河北秦皇岛和辽宁绥中万家镇发现了秦始皇东巡的“行宫”遗址。“行宫”正南数百米，正面对海中3块耸立的礁石，是史书记载秦始皇东巡的“沧海碣石”。

“碣石”西去1500米的“黑山头”，在突出海岸的一个约5000平方米的海岬平台上，有三重汉代建筑址，是继秦始皇之后，汉武帝再次东巡所建的“汉武台”。

东汉末建安年间，曹操策马辽西白狼河，大破三郡乌桓后班师凯旋，路过碣石，写下千古名篇《观沧海》。此后直到辽金时期辽西傍海道开通以前，辽西古廊道一直发挥着“文化大熔炉”的作用。

费孝通先生在论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时说：“一条西北走廊，一条藏彝走廊，一条南岭走廊，还有一个地区包括东北几省。倘若这样来看，中华民族差不多就有一个全面的概念了。”“从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民族分布与迁移、文化交流等方面考察，费孝通所谓东北地区的走廊应当是‘辽西古廊道’。”崔向东说：正是东北与中原民族之间的迁徙、交流和融合，使东北诸民族不断融入汉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正是由于上述这些廊道在地理空间上将中原与西北、西南、东南和东北紧密联系起来，通过不断的民族迁徙融合、文化碰撞交流，中华民族才实现了更高层次的多元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