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国家为何没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刘伟

很多国家没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甚至陷入危机，深层次的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制度创新的落后。特别是，经济制度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处理好。该政府做的事缺位，如宏观经济的主导、长远发展的目标设定、产业结构的战略规划等。不该做的，政府却过多直接干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同时，社会政治制度改革落后，法治化进程落后，对政府权力缺少民主监督和法治约束。这就导致对私权、对市场主体的权利，没有尊重，缺少保护；对政府手中的公共权力，缺少规范，没有约束

思想者小传

刘伟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学科评议组理论经济学组召集人，教育部学科发展与专业设置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中的转轨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中的产业结构演变理论以及经济增长和企业产权等问题。发表学术论文逾200篇，出版学术著作数十部。两次获“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1994年、1996年）”，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经济学一等奖（第六届）、二等奖（第二届、第三届）等。

今天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制度创新这一话题，谈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现在为什么要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二个问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是，怎样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面临新的机遇和现实挑战

现在为什么需要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想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经济发展到特殊阶段的历史需要；二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失衡的特殊性，克服这种失衡需要一个特殊渠道。

那么，我国经济发展到了怎样的历史阶段？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平均增长速度在9%以上。持续的高速增长，使国家的经济基础、经济规模发生巨大变化。到2015年年末，我国　GDP　总量达到67.7万亿元，比改革开放初期提高了将近29倍，从占全球GDP的1.8%上升到13%左右。到2009年，按照汇率折算，我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从人均GDP水平来看，2015年年末我国人均GDP达到49000多元，保持了持续30多年平均8.5%左右的增速。在此期间，我国人口增长了41%以上。这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如果把49000元折算成美元，就是7800元，大概为当代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新历史阶段，又会带来哪些新变化呢？

首先说机遇。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高收入国家大概有70个左右，主要是发达国家，也有十几个发展中国家。他们从上中等收入阶段迈进高收入阶段，平均用了12年零4个月的时间。其中，20个人口大国平均花了11年零9个月的时间。大国进入这个阶段，通常比小国快一点，这是大国的优势。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按照这个历史规律，给10年时间，能不能实现这个跨越，即从2010年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为起点，到2020年迈进高收入阶段呢？应该是差不多的。这不是我个人的假设，而是约70个高收入国家的历史经验总结。它们大体把握住了这个机会，用十一二年跃过了“中等收入陷阱”。

2010年，我国GDP总量为40多万亿元；到2020年翻一番，即约为90万亿元，相当于17万亿美元，这大致相当于美国现在的水平。也就是说，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可以赶上美国现在的规模。如果有这个基础，2030年我国经济总量就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再往下，就是到本世纪中叶，即到“第二个百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人均GDP赶上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再来看挑战。现在最现实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国际社会，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但没有跨越过去，而且相当一部分还深深陷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些拉美国家。上世纪70年代，一些拉美国家达到上中等收入阶段，但直到40年后的今天它们依然没有实现跨越。所以，人们也将“中等收入陷阱”称之为“拉美漩涡”“拉美陷阱”。

在日本、韩国以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经济起飞之后，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作为亚洲的“第二梯队”也实现了快速发展。上世纪80年代，它们达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但是，现在30多年过去了，它们还是没有实现跨越。非但如此，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打击下，这些国家的经济大规模倒退，被人形容为“东亚泡沫”现象。

到上世纪90年代，西亚北非的一些国家，如叙利亚、利比亚、埃及、也门等，经济也达到了上中等收入国家。它们的石油、矿山、外来资本很多。但20多年了，它们也没有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不仅如此，现在西亚、北非的动荡，什么时候能够结束，还看不到一个时间表。

传统要素成本大幅上升逼迫向“效率和创新”要动力

很多国家未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很多，但究其根本在于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后，相关国家会发生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条件的变化。

仅就经济来说，突出的变化有两个方面：一个在需求侧，一个在供给侧。

需求侧。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不论是投资、出口、还是消费，大多会从增长强劲逆转为需求疲软。在我国，还要考虑到一定的体制背景。上世纪60年代，我国经济长期落后，供给不足。从体制上说，计划体制有诸多弊端，但也无心插柳柳成荫，为改革提供了一个遗产，即制造了短缺。很长一段时间，发达国家的企业家是羡慕贫困国家企业家的。因为这些企业家在短缺背景下，相较而言不用考虑销路，而只需考虑生产就行。

我们当然不希望短缺，但短缺带来的客观结果是激活了高速增长、创造了市场需求。然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短缺局面在上世纪90年代基本上得到克服。所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引发了一轮产能过剩。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10年前后，我国产能过剩的矛盾，开始从一般的工业消费品深入到工业投资品。再加上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问题就更加显现出来。

供给侧。过去，我国供给侧的核心竞争力是要素成本低、劳动力便宜、原材料便宜、环境便宜、技术进步便宜。同时，模仿是各种技术进步中代价最低的。如果法律制度、产权制度不十分严格的话，模仿也是最经济的。但现在，上述几大要素都发生了变化。“人口红利”的窗口逐渐关闭，土地、自然资源等要素的稀缺程度也将越来越严重。此外，环境的承载力越来越脆弱，要求的标准越来越高。模仿也逐渐没有出路，企业竞争越来越要靠核心技术、自主研发，可自主研发又是各种技术进步当中成本最高、风险最大、周期最长的一种形式。所以，在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环境和技术进步这几方面，成本呈现系统性地大幅上升。

这一系列变化，都要求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实现根本改变：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扩张、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驱动经济增长，转变到主要靠效率、靠创新来带动经济增长。而靠效率和创新带动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提高企业、产业、劳动者的生产率和创新能力。这些问题究其主要来说就是在供给侧发力。所以说，现在我国经济的问题主要是供给侧的问题。这里不是说需求侧没有问题，但主要方面在供给侧。

再进一步看，我国当前的经济失衡，既有经济下行的严峻威胁，又有潜在的通胀压力。CPI 现在处在“2时代”，PPI　增速下降。经济表面上看起来是通缩，实际上却有潜在的巨大通胀压力。这主要来自于需求拉升和成本拉升共同推动的成本压力。所以，表面看起来是“双重风险”的需求疲软，但仔细分析可以看出主要原因仍然在供给侧。

需求疲软再往深层看，一个是投资疲软，一个是消费疲软。

投资为什么疲软？最深层的原因是创新力不够，产业结构升级没有空间，有钱投不出去，投就是低水平的重复，就是泡沫。而缺少投资机会，产业结构升级缺少空间，没有有效的投资项目。所以结论依然是：技术创新能力不够，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导致了需求疲软。

消费为什么疲软？这里有信心问题、储蓄率提高问题等，但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问题。即使国民收入高速增长，但如果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在初次分配上，政府、企业、个人劳动者三家分割时，给劳动者的少，同时基尼系数不断扩大，劳动者内部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其结果就是：宏观上消费增长和社会增长不适应，微观上大部分居民支出迟缓，不敢花钱。没有消费能力的增长，消费倾向必然下降。所以说，劳动者收入和剩余的分配扭曲，导致了消费需求疲软。这其实也是供给侧的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完善基本制度和宏观调控方式

当前，我国经济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有机遇，也有挑战，而矛盾和失衡的重点在供给侧。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不能解决问题呢？

从政策、运营层面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一般的需求侧管理一个最大的不同是，它所有的政策和制度改革举措的影响对象是生产者，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生产者生产方式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这里的生产者是广义的，至少包含三个方面：一是企业，企业当然是生产者，所以供给侧入手的改革举措、政策主张首先要影响企业。二是产业，企业的集合就是产业。供给侧结构性管理，不仅直接作用于单个企业，也要作用于企业的集合。要保证公平竞争，保证合理的规模经济，保证适度的进入门槛，也就是要有一个合理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三是劳动者，或者说生产要素和劳动者的结合。

短期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改革举措，重要的是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提高产业的合理规模，保证产业结构的合理性，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长期来讲，提高企业的效率，不是简单地降低成本问题，而要提高创新能力和效率。同时，改变产业结构，也不是简单地完善产业组织的竞争秩序问题，还要在技术创新、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在市场竞争的基础上，要有一个结构的升级。同时，不是简单地调动劳动者积极性，而要增加人力资本的投入，进而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劳动者的素质和生产力。

我们现在的核心问题，真的是要关注企业、关注产业，关注真正创造财富的实体经济。要坚定站在中国企业的立场上，从提高企业竞争力的角度，来考虑政策的实施和效果。这是供给侧管理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不同于一般的需求管理的特点。

最后来看看如何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的建议是系统性制度创新。这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基本制度层面，二是宏观调控方式层面。

基本制度层面，实际上要通过深化改革，解决国家、市场、企业的定位和相互关系问题。从经济体制来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一个时间表、一个路线图，并特别强调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如果这些改革措施能够顺利实施，到2020年将会形成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是解决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切实发挥决定性作用，让政府在宏观调控以及长远的社会发展和“市场失灵”领域确实起主导作用。

但是，光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恐怕还不够。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所以还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核心或者说重要的问题是民主与法治建设问题。因此，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解决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关系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改善，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特别是依法治国的民主建设进程。

这两方面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至关重要。原因有二：

一是供给侧所有的政策结构、制度、措施，实际上都要深入到生产者和企业之中。如果企业的权利和市场主体的产权制度、利益关系、责任约束、激励约束，在经济制度和市场制度、市场秩序和法治环境上没有得到保障，就很可能导致政府过多的、随意的行政干预。

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效率和结构失衡。而结构问题与总量问题有一个显著不同，即总量是统一的、一刀切的，要么收紧，要么扩张，而结构改革是可以有区别的。关键在于去产能也好，鼓励产业发展也好，限制企业也好，扶持企业也好，这种差别要建立在市场公平竞争的基础上。政府更多地是给规则、给秩序，而不是行政性地去切割。

这就要求，无论在经济体制还是政治体制上，必须界定清楚企业和政府的权力。刚才谈到很多国家没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甚至陷入危机，深层次的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制度创新的落后。特别是，经济制度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处理好。该政府做的事缺位，如宏观经济的主导、长远发展的目标设定、产业结构的战略规划等。不该做的，政府却过多直接干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同时，社会政治制度改革落后，法治化进程落后，对政府权力缺少民主监督和法治约束。这就导致对私权、对市场主体的权利，没有尊重，缺少保护；对政府手中的公共权力，缺少规范，没有约束。

结果就是，在竞争中，企业不能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获得资源。因为市场失灵了，市场不起作用了，只能找政府官员。而政府官员有着巨大的权力，没有“阳光照耀”，没有法治的约束，就可以滥用。设想一下，当缺乏对政府官员权力约束时，企业要和政府谈判，劝说政府把这个项目给它，最有效的手段或者最惯用的手段会是什么呢？政府官员如果每天面对一群拿着钱、准备腐蚀你的企业家，又会怎样呢？

所以，“拉美漩涡”“东亚泡沫”和西亚北非危机的背后都有腐败的身影。权钱交易，一会破坏公平正义，二会瓦解效率。资源配置不按照效率原则，不是看市场竞争中谁有效就配置给谁，而是谁行贿力度大就给谁，怎么能有效率呢？怎么能有正义呢？没有公平和效率的社会，又怎么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呢？

由此可见，反腐败不仅仅有政治意义，还有经济意义。所以，现在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建设的要求，同样也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通过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中国完全有能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整理：李小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