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进一步乱局也被搬上日程。可以预见到，在未来几年内，由在荷兰、奥地利、甚至是法国所爆发的民粹运动将激发一场欧元区的崩解。意大利也已提出公投请愿，决定他们是否保留欧元作为其国家货币。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乱局与动荡已经拉开不可预见的红色级别警报。

但是，伴随着对周遭乱象的视而不见，艺术市场保持前进。在抓头条、把握狠角色的艺术品中，诸如莫奈，德库宁，蒙克和里希特——里希特对市场保持着公开的鄙夷。他一定对自己有这样多作品被出售感到激愤——艺术市场每日销售的作品在一味讨好权贵们的同时，被市场所证明的艺术家也在减少。一种集体性的恐惧因而转向。这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是，富艺斯拍卖行（Phillips）此前发布了一大堆消息并且得到了他们应得的荣誉，因为，在他们尝试（和摸索）了那么久之后，他们成功地使自己的生意繁荣起来；他们从佳士得与苏富比挖走优秀人才的举措得到了回报（他们给了我一份列有15个新流动者的名单）。

促进艺术市场的整体广度扩展的因素中有一点便是，要有在技术支持下更好的市场透明度。在过去的贸易中，艺术常常在图像复制品与拍卖会间流通——现在，你则可以在手机上在线观看销售，而网络上漫天飞散的图片更如空气中的散播一般。这个由技术定义的时代已经变革了艺术买卖的实质。而一种令人恐慌的后坐力也随之潜藏脚下。曾有一画商试图卖给我一幅马克·布莱德福特（Mark Bradford）的画，但条件是我们约定在一个餐厅见面，从她的手提电脑上看图。她拒绝将图片传给我（以任何形式）。所以，一切就画上了句点。

在美国大选的过程中，一些人认为在脸书和其他媒体平台广为流传的，教皇般亲民（和支持）特朗普的虚假照片影响与反应了选举结果——这由此被称为事后真理时代。这一现象也被拿来与艺术市场交易的诚实性进行类比。但是，上周，我见证了一些与此对立的新高潮。一位收藏家请求我代他出售一幅马克·格罗蒂扬（Mark Grotjahn）的画，以完成1013条例交易（一种根据“国家税务法“进行的交易）。卖掉这张画可以让这位藏家推迟支付他在相对低谷的2010年所购作品需付的资本利得税。面对于格罗蒂扬的价格疯涨（超乎常理的？），该藏家表示他希望将金钱投入在更稳固的一些东西上，比如德库宁的作品。

在1013条例交易与资本利得这一命题上，我打赌许多艺术玩家都会更喜欢特朗普，原因便在于特朗普更讨喜的税法立场动议；那些所谓可悲的人为特朗普的胜利而高兴的程度才比不上这些处于高税支的艺术藏家，尽管藏家们永远也不会承认这一点。

围绕对格罗蒂扬超乎寻常的信念这一点我想揭露一些旧事：我曾为一幅40 x 50英寸的格罗蒂扬画估值500万至600万美元。然后将那幅画给一位朋友介绍的想买画的客户看。然而，就在此画的藏家哼哼哈哈地告诉我他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交易时，我却发现这幅画被挂在了佳士得的私人洽购的销售室里！而当我正面质问该藏家，并把我所见到的景象发图给他时，他只是平淡地说，那不是他的画。藏家发给我一张经过滑稽Photoshop的，我之前在他公寓看到的那幅画的合成图。但是，其实这位藏家已经在此前发给我的邮件中发过一个包含原作的jpeg文件啦。事实上，当时这位藏家利用了我来衡量市场行情——现今常用的一种手法——然后，他一转身就把画卖掉（卖给了Mugrabis家族，据传言），而且立马就高高兴兴卖出了950万美金的二级市场价格。

我最开始住进了神圣的卡莱尔酒店（Carlye Hotel）， 里面充斥着好的、坏的、和介于两者之间的画商；如果你在那待上一个礼拜（排除你行将破产的情况），等电梯就将耗去你好几天时间。当电梯终于到了的时候，你会发现，苏富比亚洲部主席黄林诗韵（Patti Wong）居然也在那儿。在几天前的一个上海晚宴上，我刚见过她。如果你不去不懈地追逐艺术市场，输家的就会是你。

我也在酒店里偶然撞见了Richard Nagy，于是，我们重启了之前讨论过，但后来休眠了的，关于埃贡·席勒（Egon Schiele）的一桩生意。同时，我听说另一位私人画商正在大厅游荡，希求能完成和我做的同样的事（努力卖画）。除了蜗牛般的电梯服务，我的房间还能看见像完美镶框般的高古轩画廊的景致。两天后，我换了酒店。

佳士得与苏富比，最终捆绑联结

经过佳士得对苏富比多年以来的“锤击“（不好意思，我用双关啦），这两家拍卖行在当代晚间拍卖中以几乎相同的成绩齐头并进着。富艺斯拍卖行是目前唯一保持着强劲年度增长的公司，尽管它缺乏独特的、全面固定的作品出售；另外，虽然还谈不上挤入两大巨头的脚跟之间，这家拍卖行已经做到能让自己对市场有所感知。市场之中总有盲目的人存在，就像在中央公园里拉车的一匹马，只看得到（或者说评估得了）整体艺术大局中有限的一块。这些例子被广泛地报导，但我还是想举些花絮充实一下。

关于出售18幅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的新闻报道在上周可谓连续不断，那场销售可以说得上是毫无缺憾的。但是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以下被记录在artnet价格数据库）从现在到12月5日，将有额外的56件里希特的作品进入国际销售区。

埃里克·克莱普顿（Eric Clapton）曾在2001年以340万美金购入3幅里希特的作品，并将其中两幅画在2012年和2013年以5520万美金售出。这组作品中的最后一幅在佳士得拍出了2200万美金的高价，使得三件作品的总成交额超过了7900万美金。夹杂着数不尽的枪支和手表，克莱普顿已经拍卖出售了许多藏品，他也许可以搁下他的吉他退休了。克莱普顿是个有悟性的卖家，而且他已与Nahmad家族形成了售卖技巧上的联盟。

这里有一桩关于卡迪·诺兰德（Cady Noland）与她的艺术的有趣案例。在佳士得的一场晚场拍卖中有一幅名为《因循守旧恐惧》（Beltway Terror） （1993-94） 的诺兰德作品出售，该作品由一个储物架与示众台组成，估值在80万到120万美金（她的成交记录一般在1000万美金左右）。这位脾气古怪的艺术家因为常常为自己的作品争辩而备受争议。如果她不满于她作品的展陈和/或发行的背景，她就会诉诸法庭以捍卫自己的立场，无论她的立场是多么的错误。以下直接贴在她雕塑旁边墙上的免责声明就是导致她这件作品在拍卖前被撤离的全部原因：

来自艺术家的声明

在这个快速贸易艺术网络的环境下，对卡迪·诺兰德而言，她不可能就所有针对署名她作品所做的议论表示认同或反驳。她对任何关于其某件作品的出处或其作品出版照片的公开声明的沉默都并不意味着她与这些被提出的主张意见一致。诺兰德女士至今还未被询问过，她也没有授权过任何有关其作品的图像，或是证实这些图像的准确性与真实性。

尽管诺兰德的声明并不彻底明晰，但是重要的是她既没有认证那件作品，也没有对其给予祝福；又或者是佳士得太害怕去问她。也许诺兰德应该被拷在支柱上，因为她没有必要去干扰商业动作。或者，她至少可以转移下她的关注点好让拍卖行能继续销售艺术品。

在佳士得的当日销售中，一件于2014年刚刚买入的，估值在8万到12万美金的哈罗德·安卡特（Harold Ancart）的作品（传闻这是由Michael Ovitz提供的）被卖到了惊人的75.5万美金；而他之前的成交记录都只有羞答答的10万美金。在拍卖槌落下之前，曾有三幅安卡特的作品发到我手机上，希望能进行出售。谁说投机翻身的事儿已经翻篇了呢？

富艺斯拍卖行绕着盖顿、格罗蒂扬和曾被划裂的利希滕斯坦大赚一圈

富艺斯的晚间拍卖更像是一场下午场表演。它在11月16日的下午5点举行，就是为了避开佳士得在当天晚些时候的印象派与现代艺术拍卖。Baer Faxt的Josh Baer在富艺斯这场拍卖开拍之前发了一条提醒以保证一些竞拍者的出席，好让他能写出些文章。也许富艺斯为此向他支付了报酬（菲利普斯一向是Baer通讯文中的广告客户）。爱丽丝·沃尔顿（Alice Walton）还直接在预展中买下了富艺斯展览中的一幅克利福德·斯蒂尔（Clyfford Still）作品，那件估值1200万至1800万美金的艺术品最终以1369万美金成交。一位专家夸赞富艺斯，它正开始“吃掉苏富比与佳士得的市场份额“。这位专家的判断在接下来几年里也许所言不差，但是目前情况还尚未如此。

罗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在奥地利展览时曾遭到12英寸划痕破坏的巨幅裸女图被未公开估值为2000万至3000万美金，最后以2153万美金成交；同一位富艺斯的专家还夸耀道，高古轩画廊的一幅情况类似的作品还摆在他们的纽约画廊中以4000万美金等待出售。那幅画的整修在正面寻不着痕迹，但据说，其背面看起来则像弗兰肯斯坦。也许他们不应该去修复那幅画，因为看起来像卢齐欧·封塔纳（Lucio Fontana）的裂痕艺术将使其更值钱——我刚刚就以2300万美金得到了一个类似尺幅的封塔纳的画。

韦德·盖顿（Wade Guyton）是两场在纽约展览的主题人物，这两场展览聚集很多关注度，同时效果复杂。这其中包括有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 克里斯托弗•伍尔（Christopher Wool）， 和韦德·盖顿（Wade Guyton）作品在内的，于Nahmad当代中心举行的极其优雅的展览和在Petzel的上城空间举行的单人展。在纽约这座城市中的所有展览中，Petzel的展览或许是唯一被认为涉足政治这片水域的艺术展（这一点将很快改变），但像违约欠债一般──这场展览陈列了一些陈腐、老套的《纽约时报》封面的屏幕截图。它们是用电脑打印在待发的油画帆布上的──每幅售价42.5万美金。懒惰的艺术。盖顿巨大的蓝色标志性X帆布估值在120万至150万美金，最终被追捧到了190万美金。然而，他的一幅令人垂涎的、印有火焰与U字母的作品成交记录则是近600万美金。我的一位朋友，他在退出卖场前，巧妙处理那些出价更高的竞拍品的样子就像个名副其实的芭蕾舞者。他是位追求低于竞拍价买入藏品型藏家。尽管他经常在拍卖会上竞拍，但他明白何时不要去买拍、去买。

一幅马克·格罗蒂扬2016年的纸本作品，估值在60万到80万美金之间，最终以145万美金成交。伴随着这样的形势发展，很快拍卖行就可能开始营销尚未创造出来的作品。

尽管我经常阻止自己参与公众拍卖，但我其实曾以15万美金购入过一张西格玛尔·波尔克（Sigmar Polke）估值在3.5万至4.5万美金的1975年的彩绘相片。这次追高其实没有听起来的那么疯狂，因为我有来自这个系列，以同一等级的卖场中标而购得的另一件藏品。

当成功的买家离开拍卖场时，经常能听到他们说：“我很兴奋能以这样的价格水准拿下这幅作品。我是准备好了追到高得多的价的。“我也曾是那样。很幸运的，在售卖开始前，我撞见了Leo Koenig，他在西格玛尔·波尔克艺术的市场中表现活跃。他提出，我们可以一起买一幅作品。而当我表示我想直接拥有那幅作品时，他很友好而绅士地退出了竞拍。这一切只花费了我一顿饭的代价。

菲利普斯的首场香港销售就在下周，11月27日。正如佳士得也在筹备其即将在香港举行的销售展，对亚洲市场新的严肃对待态度与重视已经明晰。

欢迎加入苏富比俱乐部

伴随着嘈杂的音乐与灯光效果，苏富比开启了它的晚间销售。这种卖场就像一个处于夜店与维珍机场休息室之间的交叉点。在这次拍卖开始之前，我了解到一位画商因为在其之前的购买中拖欠了债务而被列入“不得竞拍“的名单。这使我想起一则英国电台播放的Amigo借贷广告和其朗朗上口的广告诗：“Amigo值得拥有。去找一个保证人，那正是朋友们该做的事。你可不希望自己濒临破产，你可不希望自己没能力偿还借贷……”我们毕竟总是以最好的意图出发……除此之外。为什么拍卖图录上炫目的色彩一般都和它声称自己代表的艺术完全不搭调呢？就像那散播着卡戴珊形象的杂志一样。

让-米歇尔·巴斯奎亚（Jean-Michel Basquiat）的《兄弟的香肠》（Brother‘s Sausage）（1983）估值在1500万至2000万美金之间，最终被Jose Mugrabi以1865万美金买下。Mugrabi是Peter Brant所拥有的这幅作品的担保人。Mugrabi说，他多年以来一直“觊觎“着这幅画，可能是在他与Peter对坐，共进晚餐时产生的想法吧。这就是典型的艺术交易里的盘根错节，艺术世界就像石头底下错综交缠的蠕虫，尽管这个世界里有很多打扮时髦的成功人士。

鲁道夫·斯丁格尔（Rudolf Stingel）的成交价曾在去年的数天内两次达到475.7万美金（在佳士得与富艺斯）。另外，他的一件令人惊异的置于画布上的黄金印刻毯，估价在200万到300万美金，最终以稍高于400万美金（Tad Smith总裁和苏富比公司成员们，好样的）的价格，被买下蓝色盖顿作品的同一人以低于竞拍价的价格买走。这是那一整周拍卖中斯丁格尔的唯一一幅作品。尽管，我不断听到一些抱怨，人们指责斯丁格尔总是在高古轩画廊的要求下过量创作作品——那位艺术家在公园街上就有七八家由画廊经营的小店面，其中一家店中的画还是依据卡莱尔酒店吧台中的图像而创作的。斯丁格尔是一个出色的艺术家。他作品的价格也同样以稳定、健康的态势逐年增长。所以，我很怀疑他会因为任何人的怂恿去做任何事。

上帝啊，我刚想出一个绝佳点子：在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我们正需要融合所有的力量在一起。苏富比、佳士得（特别是它）、富艺斯应该联合办一场“过世大师们“的导览展——“过去与现在的结合卖场”。

巨头画廊们与特朗普式连带关系

像豪瑟沃斯、卓纳、佩斯和高古轩这样的画廊巨头，它们就像充斥着一些不露面的勤恳员工的百货商店一样，这些员工与它们的观众甚至是近在眼前的一些资源都完全没有联结。当我想在佩斯画廊庄严的罗斯科作品展（我曾在那儿策划过保罗·泰克 [Paul Thek] 的展）上要一篇新闻稿和一份清单时，坐那儿前台的人竟问我是否想要寻找一个艺术经销商。不，我就想要一个汉堡。

麦克·凯利（Mike Kelley）在69街豪瑟沃斯画廊的《记忆器皿》（Memory Ware）展超乎寻常的精彩，绝对不容错过（这个展一直持续到12月23日）。 这个展览是一个百科全书，陈列了对各类跳蚤市场上小玩意儿的痴迷收集。其中一些单品，内涵之深沉甚至可能得让你花上一辈子去破译。尽管许多展品皆不出售，有一些的价格却逼近了450万美金；凯利的近期拍卖纪录是一件来自这些系列中的作品，售价330万美金（尽管是私下未公开的，这些系列的作品应该已被卖出了更多）。在这个循环里，还没有这位艺术家的主要作品出售。所以，你当然就还不能指责他在其有生之年过量创作。

我站在《空气动力的垂直与水平间转换》（Aerodynamic Vertical to Horizontal Shift） （1999）面前，那是一件在展览上拥有一个音频组件的混合媒体作品。我一瞬间竟错把作品里的声音当成了来自街上的抗议声。每个在这座城里的人都已达到了其临界点。而这件作品里的声音实际上是由飞机起落声和空气交通控制器的声音组成的。但我也只能去想象凯利会就我们现今的政治困局做些什么啦。

另一个不容错过的展览也在豪瑟沃斯22街的画廊举办（展期至1月14日），菲利普·加斯顿（Phillip Guston）的《在黑暗中的笑声，来自1971年与1975年的画作》（Laughter in the Dark， Drawingsfrom 1971 & 1975“）。这些作品与另一位疯狂的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相关。这几个系列的画作是以光速在短短数月完成的，并以其辛辣的幽默与卓越的技艺而令人肃然起敬—人们现在还教这些吗？我认为是不会教了。我嫉妒加斯顿惊人的作品产量。喔！寥寥无几的可供出售的画作中，其价格从纸本的几十万美金到中等大小布本的450万美金不等。

佳士得有一幅毕加索17岁时所画的作品，估价在100万到150万美金，最后却卖到了令人吃惊的300.75万美金。在这样的脉络下，在应对特朗普连带关系的行动中，位于纽约的另一个最佳展览是由我的两个孩子组织筹办的（位于Bowery街263号，由Caio Twombly策展），他们分别19、20岁（他们在等待些什么呀），都就读于纽约视觉艺术学院。

Adrian展示着一系列小幅画作，这些作品都源自一个帮助患有写作障碍症（或者说懒惰症）的学生，随机生成头几行文字的网站； 这些图片都是一些叙事性的小插图，和给予它们灵感的网站一样荒诞。Kai则选用了一些圆形画布，画布上层次丰富的抽象肌理上写有一些几乎不可辨的的文字。其中一个写道：“我遗失了我的钱包，我遗失了我的手机，我遗失了我的心“——我懂他的感觉啊。此外，我的两个孩子还在那个空间的地下室里重新放置了他们公寓中的所有东西，并加入了我和我的妻子Ilona Rich的艺术。我把他们教得多好啊。

Jerry Saltz把下面这几句话发在了他的脸书和Instagram账号上：“为什么这么多艺术博客发布的全是些拍卖报导，这些玩意儿都和我们，或是艺术的内在生活没有一丁点关系呢？（Kenny Schachter除外，我爱他写的东西，他是真正伟大的艺术疯子）。“

尽管倍感荣幸，但是我却完全不认同Saltz的观点：从岩洞时期开始，买与卖就起步了；艺术与金钱就像蜜蜂与蜂蜜。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9），顺便提一句，他的拍卖纪录稍低于90万美金。他当年旅行时，总于臂下夹着一个小背包，包里装有他带有交织字母的版画。那些画总像热蛋糕一样畅销。而且那时也没有企图钓大鱼的经销商干预其中。丢勒还不止一次为维护其商标而走上法庭，简直像理查德王子的反面。不过他俩的财商倒是一样高。

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在1829年3月4日举办的开放式就职派对（为了各党派）激发了一场差点摧毁白宫的民众暴动。那位经受过战争考验的总统却像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大懦夫一样逃离了现场，他还毁坏了家具、瓷器甚至更多东西。我们中的很多人不禁在想，在民粹主义总统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恐惧的因素使纽约客们变得友好多了，于是在糟糕形势下出现了一种意料之外的积极状态，正如这周无比强劲的拍卖结果。但是，因为不想冒险，我刚买下了“英伦生活：新居民指南“。为以防万一，我正边思考着公民身份问题便研读脱欧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