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一个行业、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公共信任资本，这种资本的多少决定其所处环境及人群接受它的可能性和速度，与某些公共信任资本少的人合作需要很长时间的考验，而与公共信任资本多的人合作却几乎不需考验。

一个社会，把生命交给谁？把孩子交给谁？把公道交给谁？当然是那些社会公共信任资本最丰厚的人，即群体良心和正义的代表。正是这些人的长期努力，才形成了医疗、教育、司法的公共信任资本，也才有其良性运作的基础。然而，这种资本积累很不容易，时间漫长，损害或摧毁却非常容易。中国奶粉刚刚在积累社会公共信任资本，没想到一次三聚氰胺，几乎把这行业的公共信任资本彻底摧毁，国人对中国奶粉的信任一落千丈；中国红十字会长期积累了那么丰厚的公共信任资本，确也因为郭美美事件受到很大冲击。

曾经的中国医疗，科技水平不如现在，但却有丰厚的社会公共信任资本。那时候的各地人民医院、大学附属医院、中医医院等，百姓都是非常信任的。如今，这种高度信任已不存在，有时候甚至连起码的信任也没有。不少好医生和想当医生的青年人十分困惑：我们只想救治病人，可患者和家属就是不相信我们。医生十分委屈。

他们为什么不相信呢？个别医生、医院为了获利，不惜以牺牲善良和责任为代价。

有些医生甚至毫不掩饰地告诉患者，我看病开药就是要完成经济指标，让人听了心惊胆战。还有第一天坐门诊的青年医生，为了完成经济指标，给挂错号的病人乱开药，后来想纠正，病人说钱已花光了，青年医生突然感到良心极度不安。趋利的医疗，让一些医院、医生逐渐脱离了治病救人的正道。

而当有的医院和医生迈出五十步时，敢于迈出一百步的莆田医疗系出现了。他们没接受过基本的医学职业精神教育，不知道什么是医疗的底线，用完全做买卖的方式对待患者，“你有病，病很重；我有药，药很贵。”目标是将“客户最大化”、“利润最大化”，至于治病救人有时只是一个招牌。唐山某医院院长告诉我，他当院长的第一天，一位仪表堂堂的70多岁农村老大爷来到他办公室，老人家愤怒而不理解，为什么自己一个小小皮肤病却被医生诊断成性病。院长忽然想起医院的皮肤科被莆田系承包了，这怎么得了，我们医院、我们医生的名声信誉就被这样糟蹋了，老百姓分不清哪个白大褂是害人的坏医生。院长下决心把这些莆田系赶出医院，可多少领导来说情，后面复杂的利益链条，直到3年后才把他们彻底赶走。这样做收获的是金钱，代价是疯狂耗损中国医疗行业的公共信任资本。

20多年了，老百姓分不清哪个医院会宰他们，哪个白大褂是真正看病而不是看患者的钱袋。医疗行业公共信任资本的严重损失，让当下刚进入或进入医院不久的医生困惑，“为什么患者这么不信任我们？”想想过去的医疗，再看看那些始终坚守医者良知的好医生，只有从自己做起，以心换心，以情动人，信任才能重建，公共信任资本也会逐渐积累，我们需要格外珍惜和维护这份信任。

（作者系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